顺朝（1644-1920）

顺朝（1644-1920）

假设山海关之战大顺取胜之后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后来通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成为列强中的一环，最后在一战和俄国内战的鏖战中自爆。国祚276年，共历14帝。

应大家强烈要求皇帝都改成双字名了，之前都用单字，主要是不想编字辈，献丑设计了如下字辈：天意自民来、敬道致世用、知行并合进。

再解释一下边疆和沙俄问题吧。

三百年前，范文程都认识到明失其鹿，实乃满清和农民军争天下。说明顺国和满清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二者间必有一方倒下，顺清战争就是李顺皇室的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只有彻底打倒清国，吃下东北和内蒙，李家的皇位才坐得安稳。满蒙同盟的存在，肯定使得清帝国更重视喀尔喀的经营，但是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就开始直接管理漠南地区。因此，对于顺帝国，打倒清国就意味着要拿下漠南。

至于准格尔，没有一个政权会心大到允许一个敌对政权对自己完成三面合围吧？顺廷必然会和准格尔爆发激烈的冲突。清帝国拿下疆藏都可以归因于平准，清平准拿下疆藏，顺平准难得不知道至少羁縻疆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清准都是火器帝国，八旗也不是什么铁骑，依仗的是重步兵和炮队。平准的胜利正是基于十八省亿万民力、物资，当时可没有什么中欧铁路，十斤粮食运到前线剩不下一斤，正是中原王朝天文数字级的人口、物资支撑了清帝国在西域的拓展，而不是渔猎民族基因这种唯心的东西。当然，中亚丝绸之路衰落后，直辖西域就是亏本生意，所以合理推测对于二地顺帝国只会羁縻，西域可能维持少量驻军。不过，左公之前清帝国在西域也是实行伯克制，至于驻藏大臣更只是个联络员。没有现代铁路、公路，就算换秦皇汉武唐宗来，这两个地方也只能羁縻。

还有一些读者认为顺帝国会被沙俄推到长城边上，我只能说沙俄是沙俄、苏联是苏联。没有西伯利亚铁路，五千正规军远征东北的后勤给养就能让沙皇破产，西边瑞典、普鲁士、奥斯曼哪个是好相与的？想啥呢？与之相对，东北可以说是14世纪以来中原王朝的天赐之地。明朝用200年时间实控了辽东，为进一步开拓东北打下了前进基地，万历年间辽东的人口就已经达到300万以上。鸭绿江、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等水网体系，夏日行舟、冬日走马，随着气候转暖、火器应用、美洲作物普及，中原的移民可以沿着上述的河流，一路驱逐本地人口稀少的土著，将触手伸到东北各处。晚清时期，沙俄之所以能够在东北鲸吞，恰恰是因为柳条边这种防汉政策，直到嘉庆年间开始兴起闯关东，整个东北人口不过200余万，甚至不如200年前水平。如果换成一个积极屯垦、移民的汉人政权，19世纪初东北至少也有500万人口吧？这个人口规模，足够中原王朝在东北维持十万人级别的军事行动了，没有西伯利亚铁路前沙俄不得好好掂量掂量？至少黑龙江以南的地区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也就意味着东北有了出海口（海参崴、庙街等），甚至库页岛也可以拿下。

最后，两宋以降，地主氏族崛起，在王朝的大部分时期，构成社会中间力量的都是自耕农阶级。自耕农阶级加中央集权在前工业革命时代就是最强战争机器，三十年战争后的法军、英国内战的新模范军、独立战争的大陆军可都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不都打得敌人头皮发麻。别以为“安史之乱”后，汉人的武德就没了。哪怕是挫宋在对付陇西、湘西的蛮族的时候，也没有手软过。到了明朝更是打下了实打实的十九省基本盘，可不是汉唐时期在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只留有几个殖民据点。在这十九省的人力、物资支撑下，任何中原王朝都是东亚、东南亚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存在。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正好是荷西葡等传统殖民帝国衰落，英法等新兴势力尚未染指东南亚、东亚的战略机遇期。在如今的生产力条件下，北越（红河流域）的粮食产量都高于整个新疆，中南半岛就是一块膏腴之地，加上对日的金银贸易、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南洋和东洋就是中原王朝的聚宝盆。只要不对海外莠民发自内心的恐惧，都有巨大的动力去经略南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还有，顺初人口、经济恢复速度相比清帝国，只快不慢。多尔衮搞出剃发易服、逃人法、投充法几大昏招，导致残明势力拖到1664年才完全平息。之后，康熙再接再厉又逼反了三藩，还搞出迁海令这种打昏招。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全国丁口不过1900万，按此估计总人口还不到1亿人，等于入关整整50年、两代人了，人口还没有恢复到前明万历年间的水平。经济人口恢复得慢，就会导致经略、开拓边疆的力量不够、速度慢，错过诸多机会。1650-1700年这段时间内，越南爆发了郑阮争端和武公俊反叛、打了第三次英荷战争、沙俄国内政局动荡，只要抓住一次机会，都能实现在西南、东北两个方向的扩展，可惜这个时候清帝国在内耗中，坐失良机。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提前解释一下构想真实性的问题，如果说要完全真实，个人建议可以去读《清实录》和《剑桥中国史》中有关清帝国部分，既然是架空王朝，肯定有虚构的部分。但是，这个架空的顺帝国，确实参照了清帝国、德川幕府、德意志第二帝国等多国的历史。

组织架构上，李自成称帝后确实设置了丞相一职，由牛金星担任。所以，在之后君主集权的道路上，顺朝也必然不同于清帝国。最现实的方法无疑是将弘文馆改为决策机构，变独相为群相。至于给军户授田，李自成在襄阳建政后便开始给伤残老兵授田，以助其退伍。资政会的设计，则是参照了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而皇帝与政府、议会的关系则是参照了德二，这种模式无疑是皇室最能接受的。连小族临大国的满清都能接受宪政，没道理一个汉族政权在连续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击后，还抗拒进一步的变革。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就算是戊戌变法失败，里面很大原因在于帝后之间的别扭关系，若是一个成年亲政的皇帝主持变法，结果犹未可知。

官职设计上，基本就是李顺政权的体制，复杂的官员工资待遇系统则是参照了雍正改革后正俸和养廉银体系。经济上，文中提及的亩产参考了张显清的《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其中提到明代每亩产麦195.3斤，每亩产稻390.6斤）和曹贯一的《中国农业经济史》（其中提到明后期常年稻谷亩产488斤，麦粟亩产157.斤）。考虑到早熟稻、红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的进一步推广，文中预测顺帝国中叶亩产较万历增长20~30%，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棉、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明太祖便有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文中估计棉、桑种植占比6%，已经算低估了。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约等于或略高于清中期的水平，并无夸张的估计。财政上，除了改两为元，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亩入丁都是雍正朝的重要改革内容。至于改两为元，无疑对于加强中央的财政税收控制力是一道利器，文中假设昭雍朝进行改两为元也并不突兀，何况晚清确实发行了银元。

文化教育上，李自成逼死崇祯帝，在理学的体系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洗白的。既然明太祖可以把孟子搬出孔庙，顺太祖也可以把朱子搬出去。何况，明中晚期以来，实学思潮兴起，顺帝国廷正好借力打力。西学东渐本来就是晚明以来的潮流，顺帝国的文化自信远强于清帝国，没有文字狱的桎梏，西学的传播只会更广泛。武学的设定上，清帝国也有八旗官学专供八旗子弟学习，顺帝国的基本盘可是有着授田和铁杆庄稼的府营兵，设置武学无疑是笼络基本盘的最佳手段。至于科举的改革也符合实学思潮的要求，后期科举的变革则是借鉴清帝国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最后，在识字率上，参考了北冈伸一的《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其中提到德川幕府后期，成年男子识字率在40~60%之间，成年女子则是在10~20%）以及Evelyn Sakakida Rawski的《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其中提及19世纪中后期，中国30~45%的成年男性识字，女性则是2~10%）。

朝贡体系和都督府的设置也无疑参考了清帝国，在东北、疆、蒙、藏地区清帝国也是设置了将军辖区，同时晚清一度考虑在朝鲜设省，古代中原王朝对藩国的控制力绝不是一纸诏书那么简单。唯一明显包含私货的，就是为了让李来亨上位，文中强行低估了李自成的寿命。

另外，哪怕是满清在甲午战争前，也勉强可以算列强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朝鲜、安南等）。何况，列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带英而言，也就德法勉强算列强；但是，对于朝鲜而言，满清和日本都是世界秩序的主宰者。顺帝国的改革程度比清帝国只会更深，国家动员能力也更强，19世纪后期的顺帝国整体只会大于等于沙俄。以下是正文：

一、皇帝世系

太祖 李自晟 在位1644～1658 年号 永昌 世祖 李民锦 在位1658～1664 年号 明德 太宗 李来亨 在位1664～1700 年号 宁盛 孝宗 李敬利 在位1700～1713 年号 昭雍 仁宗 李道祯 在位1713～1763 年号 昌德 成宗 李致沅 在位1763～1782 年号 泰安 宣宗 李世嘉 在位1782～1815 年号 长善 穆宗 李用毅 在位1815～1824 年号 和义 文宗 李知淦 在位1824～1844 年号 通宜 英宗 李行乾 在位1844～1852 年号 平宁 宪宗 李行济 在位1852～1889 年号 熙元 度宗 李并汶 在位1889~1893 年号 宁丰 宁宗 李合祀 在位1893～1905 年号 元泰 末帝 李进璞 在位1905～1920 年号 咸嘉 注：李自晟（李自成）、李民锦（李过）

二、组织架构

（一）熙元维新前

1.中央

设立天佑阁（原名弘文馆），由若干名大学士组成，类似明朝内阁，辅助皇帝决策，但是属于法定最高决策机构，阁内大学士等同丞相。

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每政府有尚书一人、侍郎两人负责主持政策执行。

其他方面和明朝基本保持一致。

2.地方

设立省——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

省一级由节度使、制将军掌管民政和军事。府、州、县的官制和明朝基本一致。

另外，同前明例，非常设总督一职，统领一省或多省民政、军务。

3.军事

仿效明朝卫所制设立府营制军户制度，凡为军户必三丁抽一从军。但是，各军户具体待遇上不同。

设立前锋、后劲、左辅、右翼、中吉五营作为中央军，每营约有两万兵丁，分别由一名制将军统领，由两名权将军总统五营。五营皆为脱产全职军人，粮草、军械、服装皆由朝廷提供，官兵每月定期发饷。

地方上，共设立一百多个折冲府，每府（理论上）有兵丁5000人左右，由一名果毅将军掌管。折冲府皆开设军屯，军户每户授永业田二十亩，但不得买卖转让。折冲府兵丁，朝廷仅（理论上）提供粮草、军械和服装，不发饷银。

牙兵。昌德以后，地方上的府兵逐渐不堪大用，为应对激烈的边境冲突，朝廷允许制将军在边境设立牙帐进行募兵，所募兵丁称为牙兵。由朝廷提供粮草、军械、服装和饷银，同前明边军例。

（二）熙元维新后

中央

仿效西方国家，设立全国资政会，会员由地方资政会选举产生，作为立法机构，但是所有议案需由皇帝批准方可生效。

设立总理一职，统领天佑阁大学士，由皇帝任命。天佑阁集体对皇帝负责，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但是受到资政会监督。资政会可以发起对天佑阁的弹劾案，经皇帝批准，可解散当届天佑阁，重新组阁。

设立尚书院作为政策执行机构，下设财政部、人事部、文教部、国防部、建设部、外交部、司法部、商务部、农业部等若干部门。每部由尚书一人、侍郎两人负责。

大理寺更名大法院，负责司法。都察院仍然负责检察工作。保留理藩院，负责处理朝贡体系番邦与大顺之间的关系。三院由院卿一人、少卿两人负责。

2. 地方

保持省——府/州——县三级行政架构不变。但是，将原羁糜统治地区设立为总督区，派遣总督前往管理。

各省设立地方资政会，会员由各县（每县一人）每五年一次选举产生。省资政会主要职责是监督地方政府和选举全国资政会会员：

（1）地方资政会可以行使谏议权，要求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或具体人员进行审查，议案提交全国资政会审议后，交天佑阁批准，发文有关部门执行。

（2）地方资政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全国资政会会员，每省五个名额。由会长组织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大会投票选举产生。

各级地方设立政府、法院、都察院负责行政、司法和监察工作，省一级分别由节度使、按察使、佥都使负责以上工作。府一级则是由知府、通判、监察分别负责行政、司法和监察工作。

各总督区不设置资政会，由总督直接管理。总督人选由天佑阁审议推荐，皇帝批准任命，对皇帝负责。各总督区行政区划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与各省不同。各总督区法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报全国资政会审议通过，皇帝批准后实行，与各省不同。各总督区亦设立法院和都察院负责司法和监察工作。

3. 军事

全国实行征兵制，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取消军户制度，永业田转为原军户所有。原五营军户由国家给予土地（每户20亩）或现金（10年饷银）补偿，转为民户。

全国军队分为陆军和海军。陆军设立军、师、旅、营、连、哨、队共7个层级，在整个朝贡圈内划分为7个军区。海军分为北洋、东洋、南洋三大舰队。各军区和舰队由一名权将军负责。另外，分别设置陆军部和海军部，分别由一名大将军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

三、官职爵位

文官 武官 三公三少（一品） 权将军（正二品） 天佑阁大学士（正二品） 制将军（从二品） 尚书（从二品） 果毅将军（正三品） 都御史（从二品） 威武将军（正四品） 节度使（从二品） 都尉（正五品） 侍郎（正三品） 掌旅（正六品） 按察使（正三品） 校尉（正七品） 知府（正四品） 知州（正五品） 知县（正七品） 按察使（正三品） 注：三公三少（一品）：虚职，多为致仕大学士、权将军加官赠官

（二）爵位

共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同时皇帝子嗣除太子外，统一封王。无论五等爵还是诸王，统一降等袭爵：

王（超品）

公：分为国公（正一品）和郡公（正二品）

侯：分为县侯（正三品）和乡侯（正四品）

伯:（正五品）

子（正六品）

男（正七品）

（三）待遇

顺帝国建立了一套相对明朝更复杂的官僚待遇体系。首先，官员的工资可以分为两（三）部分：正俸和职俸，在昭雍朝以后还多了一部分补俸。

1.正俸

正俸直接根据官职爵位的品级禄米折银发放（昭雍改制后实行改两为元，仿效西方制作银元作为流通货币，每元含银一两，因此一两等于一元）：

正一品 一千两百石，折银一千二百两 正二品 一千石，折银一千两 正三品 八百石，折银八百两 正四品 六百石，折银六百两 正五品 五百石，折银五百两 正六品 四百石，折银四百两 正七品 三百石，折银三百两 正八品 两百石，折银两百两 正九品 一百石，折银一百两 2.职俸

职俸则是根据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发放，勋贵和散官并不发放职俸。同时，昭雍改制后，职俸的发放还会根据所在地区进行调整，例如京官的职俸参照同级别地方官的两倍发放、边关将领参照同级别地方官的三至五倍发放等。大致对应情况如下：

天佑阁大学士、权将军 八百两，改制后一千六百两 尚书、制将军 七百两，改制后一千四百两 节度使、制将军 七百两 按察使、果毅将军 六百两 知府、威武将军 五百两 知州、都尉 四百两 知县、校尉 二百两 3.补俸

宁盛朝后期，由于长期贸易顺差，大量白银输入导致物价渐长，米价已经从明德初年的不到一两一石，涨到了二两以上。物价腾贵，但是正俸的折银却没有调整，加之昭雍改制后火耗归公，地方官收入骤减，官怨沸腾。孝宗皇帝在正俸和职俸的基础上，增加了补俸，作为官员收入的补贴。同职俸例，补俸只对担任具体职务的官员发放：

天佑阁大学士、权将军 五千元 尚书、制将军 四千元 节度使、制将军 三千五百元 按察使、果毅将军 两千五百元 知府、威武将军 两千元 知州、都尉 一千五百元 知县、校尉 五百元 4.恩养

自宁盛中后期，各级勋贵散官由于不担任实职，仅领取正俸折银，入不敷出。皇帝酌情发给恩养银，从男爵到国公每年100两到2000两不定。

皇帝诸子封王后，年俸由皇帝与天佑阁商议决定，具体数额一万两到五万两不等。

四、地理

顺帝国定都北京（顺天府），除此之外还有西京（西安府）、南京（襄阳府）和东京（应天府）。

以和义年间为例，共有直隶、辽宁、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十九省。

另外，设立了黑水（驻地吉林船厂，辖区为吉林、黑龙江、外东北）、漠南（驻地云中，辖区为内蒙）、西域（驻地迪化，辖区为新疆、外西北）、西蕃（驻地西宁，辖区为青海）、麓川（驻地木邦，辖区为原三宣六慰）、南洋（驻地兰芳，辖区为马来群岛）六大都督府，由制将军进行管理。

和义五年（1820年），朝廷清点户籍，十九省在籍共6000余万户，3.5亿口。六大都督府下辖各羁糜州、折冲府，共有500万户不到，2400余万口。

五、朝贡体系

阮主（太宗赐国号广南）、兰芳大统制、喀尔喀王公、日本国王（德川氏）、藏地法王、缅甸国王、泰国国王、真腊国王、安南国王、吕宋国王、琉球国王、朝鲜国王皆接受中原皇帝册封。

其中，朝鲜、琉球、安南、兰芳四国留有驻军，由制将军统领。朝鲜、琉球、安南国相由朝廷任命，同两汉各封国例。除以上四国外，喀尔喀、藏地、泰国、广南、日本常驻由朝廷任命的天使，负责维系朝贡圈秩序。

此外，中亚、东南亚还有朝贡国二十余个，每年或三年一贡，朝廷亦每三年派遣一名天使前往朝贡国进行联络。

六、经济

（一）农业

1.粮食作物

顺帝国农田的开垦规模和亩产较前明都有较大的进步。根据和义年间清丈田亩数据，十九省共开垦民田13.2亿亩，军屯3000万亩；六大都督府开垦军屯200万亩，民田1亿亩，全国总计田地近15亿亩。较前明万历年间农田增长4亿亩。

另一方面，据后世学者估计，顺长善、和义年间，全国稻谷亩产约在400～550斤之间，平均值476斤，较万历年间增长约增长20%；全国小麦亩产约在200～300斤之间，平均值253斤，较明万历年间约增长30%。

另外，明后期传入国内的红薯、土豆、玉米等美洲作物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推广。据后世学者估计，昌德年间三者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亿亩，占比接近15%。同时，美洲作物的推广，也为开拓漠南、麓川等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经济作物

自前明起，棉衣逐渐成为中原人衣着的首选，棉花种植也在顺帝国大面积铺开，主要分布在山东、直隶及江淮地区，通过大运河或天津港出海输送到江浙工场，生产为棉布。据后世学者估计，昌德、泰安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已经突破6000万亩，占比超4%。另外，由于经济发展和外贸规模的扩大，桑田种植面积快速扩大。据估计，泰安年间桑田种植面积已突破4000万亩，占比超2%。

除棉、桑以外，顺帝国较前明增长最明显的烟叶的种植。至泰安年间，烟草已经流行大顺全国乃至整个朝贡体系，对朝贡国的赏赐礼品中甚至包括烟杆和烟丝。烟叶在云贵及麓川的部分地区甚至取代粮食作物，成为了主要农作物，烟农贩卖烟叶给川商以换取银元，从而购买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维持生活。

此外，甘蔗、甜菜、大豆、花生、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显著增长。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商品化倾向，这也进一步推动了顺帝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工商业

1.纺织业

顺帝国棉、丝纺织业较前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江苏省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四川省的成都府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基地，有着大量官营和民营纺织作坊。在松江和苏州甚至出现了织机数千台，用工过万的超大型棉纺织作坊。宁盛以后，大量水力、风力机械被应用到纺纱的过程中，生产得到进一步提升。所生产的棉布、丝绸，不仅供国内消费，还远销海外，带来大量白银流入。

2. 制瓷业

宁盛以后，珐琅工艺日臻完善，推动了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州成为珐琅瓷器生产基地，除官营作坊外，由于珐琅技术的推广，还出现部分民营作坊生产珐琅瓷器。不过，无论是官营还是民营作坊，产量都不高。

此外，传统瓷器生产依然在稳步发展，景德镇从明末战乱中迅速恢复过来，至宁盛初年已经恢复到大乱前生产水平。同时，景德镇、苏州、广州涌现出了大量民营作坊，甚至广州还出现专门生产外销瓷器的工场。

3. 采矿业

由于城市化的推进，顺宁盛以后煤炭需求激增，促进了采煤业的繁荣。河北、山西、漠南成为了国内主要的煤炭产地。同时，泰安以后，在江南和四川的部分煤矿中，已经开始采用蒸汽机进行排水，顺帝国开始逐步被拉入工业革命的进程中。

4. 金融业

明后期，晋商和徽商便开始经营票号。顺朝开国后，便着手深入推行前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全国无论农赋商税皆征收白银。晋商、徽商便察觉商机，提供代理赋税服务。一方面，农户只需出售等值粮食给票号，票号便会代替农户缴纳等值税银给本地官府；另一方面，官府收缴的税银可以寄存在票号中，待收讫上缴时，只需知会票号一声，票号便会通知在省城或京城的票号，输送白银上缴国库。通过提供该服务，晋商、徽商在金融领域迅速做大，形成了日升昌、明寿堂等全国性票号。

昭雍以后，日升昌、明寿堂等票号除提供赋税服务外，寄存银元、放贷、典当业务也迅速扩大，甚至开始从事路货、保险等业务。大票号发行的银元寄存单（俗称“银票”）开始被民间当做纸币使用，甚至部分地方官府也开始用日升昌和明寿堂的银票给官员发工资。昌德38年（1751年），日升昌票号更名为日升昌银庄；次年，明寿堂票号更名为明寿堂银庄，标志着近现代金融业在顺帝国出现。

5. 运输业

由于黄河水况恶化，航运条件变差。宁盛以后，海运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内形成了天津、松江、宁波、泉州、广州五大港口。大量物资通过海运往来于十九省、六都督府乃至整个朝贡体系内。

同时，郑氏集团的和平归降，为朝廷带来了一支强劲的海上力量。明德三年（1661年），郑成功奉旨攻台，此后在与荷兰人的碰撞中，顺廷开始学习西方造船技术。造船技术的提高也间接推到了海运行业的发展。

（三）财政

孝宗一朝，改制变法成为主题。其中，改两为元、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亩入丁都涉及国家财政。经过孝宗十三年的励精图治，至昭雍十三年，朝廷岁入达到近3800万元，国库结余银元达4000万元。

改两为元

昭雍三年，孝宗皇帝下旨组建银币制造局，逐步将收缴和库存的库平银铸造为银币。其中，共有含银量一两、半两、一钱的三种规格，称一元、半元和一角。此后十年内，国家征收赋税将不再接受碎银支付，银元和铜钱成为法定货币。

改两为元客观上方便了商业贸易活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日升昌和明寿堂在税收代理上的优势，以及勋贵集团的入股加持，昌德中期以后两家银庄也被授权铸造银币，进一步推动了民间金融业发展。

1. 一体纳粮

顺帝国以“均田免赋”的口号起家。虽然，在占领北京后，出于和乡绅阶级妥协共治的目的，停止了“追脏助饷”的活动。但是，鉴于前明皇亲、勋贵及士绅动辄阡陌万亩，甚至数十万亩，却不纳一升粮，不当一日差的情况，朝廷一直都在着力免除士绅、贵戚的税收特权。只是，集大成于昭雍一朝。

永昌年间，太祖皇帝便组织全国第一次丈田，严格规定仅有举人以上功名者，可免百亩以内赋税，且仅限个人所有田地。另外，加强土地流转流程的管理，凡流转土地必往所在县衙登记备案，否则流转无效，原土地所涉赋税仍由原主承担。

宁盛年间，太宗皇帝对徭役分担也进行了规范，凡皇顺臣民，无论贵贱，皆需服徭役。有产者可使免役钱，由官府使钱寻人代服，但不得因功名、爵位、身份而免除徭役。

至昭雍改制，孝宗皇帝彻底取消了功名免税的规定，要求士绅一体纳粮。但是，作为补偿，凡取得秀才以上功名，却未出仕或任职官府吏员者，由所在县衙每月给予1元2角作为廪膳。

2. 火耗归公

前明地方官府在征收赋税时，便已有加征火耗的传统。顺帝国建国伊始，便以白银征税，更是加剧了地方官府以火耗敛财的趋势。至宁盛末期，部分地区每两白银所征火耗已达一钱，引得民怨沸腾。

针对“耗羡”问题，孝宗皇帝从两方面下手：首先，规定火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二（每两不过二分）；然后，通过改两为元和组建造币局，直接收缴了地方政府的铸币权。另外，对于银币制造局，孝宗皇帝也要求铸币火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否则造币局总办以渎职论处。

3. 摊亩入丁

和一体纳粮类似，摊丁入亩在顺帝国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皇顺以“三年免赋”为口号夺得天下。但是，停止“追脏助饷”之后，自永昌三年起，朝廷便逐步恢复征收赋税。明德年间，世祖皇帝两次下旨减免丁银以减轻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至宁盛20年（1684年），太宗皇帝下旨，永久取消丁银，所谓“地有税，而人无税”，只对田亩征收税收，不对人头征收赋税。

但是，占比很大的少地自耕农依然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压力，而持有功名的地主乡绅却能通过各种方法逃避赋税。昭雍六年，孝宗皇帝下旨实行“摊亩入丁”，按每户田亩多寡、肥瘦决定田赋多少，每丁有田两亩以下，半额征收田赋；每丁有地一亩以下，免除征收田赋。不过，由于“皇权不下县”带来的行政能力不足，该政策在昌德后期便开始流于表面。

七、文化思想

（一）儒学

顺帝国的建立以逼死崇祯帝为基础，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下，无疑背负了原罪。因此，新朝建立伊始，便在意识形态领域消除理学的影响。首先，取《尚书》中“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之义，强调皇顺之得天下，乃是有德，从而获得天命。与之对应，前明之失天下，则是朱家无德，也就失去了天命。所谓，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故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顺，则以顺代明，乃是天意。所以，太祖朝便将朱子搬出孔庙，以证明国朝正统性。

官方的行动又和明末以降民间实学的兴起相契合，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实学学派在皇顺官方的推动下，成为了顺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经世致用”和“经国济民”成为了儒生的最高追求，“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思想受到普遍的批判。这又客观上推动了大批儒生文人投身农学、医学、数学等实用学问的研究中，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受限于经济基础和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仍未跳出传统技术的领域，并未自发孕育出现代科学体系。

（二）西学东渐

晚明以来的西学东渐，在顺帝国得以继续发展。西方诸国在传教和对华贸易的过程中，也将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到顺帝国。同时，由于实学学派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位置，一部分儒生也希望通过格“西方”的物以致知，从而实现经世致用的目标。由此，大量西方的文献书籍被翻译发行，有关现代数学、西医、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的学问，也被统称为“西学”。如明末的徐光启、孙元化等人一般，部分西学派也进入了朝廷高层，或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着西学传播。

同时，因为经略南洋的战略，顺帝国和西方诸国的碰撞、交流也不断加深。特别是郑成功攻台以后，朝野上下开始认识到欧洲诸国在航海、火器、建筑工事等技术上的优势，官方也开始有意加深与西方诸国的技术交流。顺帝国暗中和英法结为同盟，共同挤压东南亚老玩家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

由此，不仅限于科学技术，大量西方的人文思想也开始在顺帝国国内扩散。特别是启蒙思想和明末以来儒家的变革遥相呼应，受到不少儒生追捧，孟德斯鸠被尊称为“西孟”、伏尔泰被尊称为“伏子”、卢梭也被尊成为“卢圣”，三人合称为“西洋三贤”。不过，法国大革命以后，李家皇室对于启蒙思想也心存芥蒂，认为这些邪说有悖人伦、祸乱纲常，在官方层面持否定态度。然而，朝廷也无力阻拦民间思想启蒙的态势，甚至不少天佑阁的大学士私下也对“西洋三贤”表示赞赏。

（三）市井文化

随着朱熹被搬出孔庙，理学思想失去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顺帝国的人文风气较之宋明也更加活泼自游。同时，皇顺起自草莽，又以实学为指导思想，使得社会整体上更务实功利。前明许多陋习因此遭到社会摒弃，诸如裹脚、守节等行为都不再被官方提倡。另一方面，身份等级制度也出现松动。由于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顺军借助了奴变的力量，顺帝国禁绝了晚明以来世家大族蓄奴、豢养家丁的现象。大族中的奴仆名义上只是被雇佣的服务人员，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士农工商的区别也逐渐模糊，都是作为良家子存在，匠户制度也随之取消。

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市井文化呈迸发态势涌现。明代以降，流行起来的小说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出现了如《红楼梦》《聊斋》《儒林外史》等诸多佳作。其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道中落，根据自身经历写就《红楼梦》，在昌德年间一炮走红，实现名利双收，反而成了一段佳话。《红楼梦》一书更是衍生出了一门“红学”，后世学者更是将此书和《金瓶梅》合称为“千古唯二奇书”。同时，诸如戏曲、评书、相声等民间艺术消费形式也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以致于泰安年间文人叹道，“坊间茶舍酒家，必以戏班、评书、相声、抓耍把戏以揽客，非如此，酒食虽佳，亦不足以留客也“。

八、教育

（一）科举

1.流程

相较于前明，顺帝国大幅度简化了科举的流程，取消了童试这一层级，仅保留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同时在每一层级的流程上也进行了一定修改。

院试：由各府/州、折冲府举行，每年一次，考试通过后即为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秀才资格后，即可应聘各府州县衙吏员，若不出任吏员也可从所在县衙领取廪膳。另外，不同于前明，在顺帝国各府州县所雇吏员不属于贱籍，也是良家子身份。只是吏员不属于朝廷经制官员，而属于地方官府的雇员，名额、待遇由地方官府自行决定。不过，还是有不少秀才任职吏员，以减轻家里经济压力。

乡试：录取名额由中央决定，每省、都督府、国名额数十名至百余名不等，每三年总计录取一千八百名至两千名。具体考试事宜由各省、都督府、天使府处理。通过乡试则可以取得举人身份，同前明例，举人可以前往吏部报到，出任官职。若不出任官职，仍可领取廪膳。

会试：于乡试次年在北京礼政府举行，每科录取三百余人，通过者取得殿试资格。

殿试：于会试下月中举行，同前明例，候选题目由天佑阁拟定，皇帝选择；殿试不再黜落，只排定名次。一甲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二甲、三甲进士则还需进行一轮馆选，成绩优异者入职翰林院，其余进士则授予其他官职。

2. 科目

同前明例，顺帝国科举分为文举和武举。但是实学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后，多为批判前明科举空疏无聊、似通非通。因此，顺帝国对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作出诸多改革。

文举：分为经义和策论两科，经义主要考核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沿用了八股文的体格形式，但是应试者可以旁征博引非四书五经的内容进行论证；策论则是考核应试者对实际问题的理解，不限文章形式，不限引用内容，要求言之有物。

武举：分为经义、实务和技艺三科，经义依然考核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但不限形式，难度也低于文举；实务则是考核应试者对于军事实务的理解运用，内容涉及兵法、地理、数学等诸多方面；技艺考核应试者的体格武艺，涉及骑马、射箭/放铳。

3. 覆盖范围

相较于前明，顺帝国科举覆盖范围更广，不仅十九省定期举行科举考试，六大都督府和部分朝贡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广南、兰芳、泰国）也会举行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任用。

都督府：院试在各折冲府治所举行，由都督府下属学政命题并组织实施；乡试则由礼政府选派翰林前往都督府驻地举行，考试内容和录取名额由天佑阁协同礼政府商议决定。

朝贡国：朝廷不在各国组织院试，参加乡试人选由各国内部推荐。以日本为例，参与乡试人选为各藩大名推荐，多为各藩大名次子。推荐人选前往天使府参加考试，考试由礼政府选派翰林前往都督府驻地举行，考试内容和录取名额由天佑阁协同礼政府商议决定。

4. 改革

通宜年间，中英战争惨败后，朝廷便觉得西方船坚炮利源于西学。平宁年间，大量西学内容加入武举实务科考试，包括现代数学、格致、地理等方面。此后，中英法战争的再次失败，进一步刺激朝廷，从而加大改革力度。在此后的洋务运动和熙元维新中，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考核内容上无论武举和文举，都引入了现代数学、格致、地理等现代科学内容，但经义和策论考试依旧保留。其次，在考试形式上，科目进一步细分，科举考试被分为文科、武科、经济科、律法科、格致科等，入职不同部门需通过不同科目考试。例如，文科适用范围最广，普通岗位通过文科科举即可入职；入职两院（大法院和都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则需通过律法科考试。最后，考试层级被进一步减少，仅保留院试和会试两级，通过院试可入职成为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吏员），通过会试则可入职成为领导岗人员（官员）。熙元廿六年（1878年），科举更名为皇顺政府工作人员入职考试，标志顺帝国建立现代政府人员选拔制度，但民间仍习惯以“科举”称呼。

（二）武学

太祖、世祖和太宗皇帝多次回顾前明军制，都感叹道，前明太祖皇帝行卫所制虽养兵百万不费粮一粒，然而为官者世代为官，为兵者世代卫兵，至明中叶，军户已沦为世官的奴仆，卫所屯田变为世官的私田，武备废弛。于是，太祖皇帝便开始在折冲府和五大营内安置武学，凡府营军户子弟皆可入学，武学学子参加武举中第者即可授予军职。至宁盛后期，十九省六都督府置武学过百所，武学子弟已经成为府营军官的主要来源。

（三）学校

同前明例，顺帝国在各府、州、折冲府置官学，凡是取得秀才身份便可免费进入官学学习，至宁盛中叶，全国已有官学达二百余所，生员人数超过二十万。同时，前明“科举必由学校”之例被取消，无论是否就读官学，凡取得秀才、举人身份皆可参加乡试和会试。因此，民间办学也由此兴盛，除了为孩童启蒙的私塾外，还出现了大量颇具规模（生员过千）的书院，如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这些书院除了指导生员准备科举外，也兼具学术研究的功能。受实学风潮影响，除儒家经典外，书院内还珍藏了大量农学、地理、数学乃至西学方面的书籍，供教师和学生查阅学习，客观上促进了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的传播。另外，民间还存在大量以传授实用知识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如算学馆、医学馆等。并且，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不少科举无望的读书人也选择投身上述教育机构工作，力求经国济民，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至平宁年间，据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估计，按能够简单读写和记账为标准，十九省的识字率已达30~40%（男性识字率50~60%，女性识字率10~20%）。

九、外交

该部分涉及顺帝国和非朝贡体系内国家关系，朝贡体系各国和顺帝国关系已在第五部分介绍。

（一）荷西葡

永昌2年（1645年），郑芝龙降顺，封石井（乡）侯，顺帝国获得一支强大的水上力量。同时，顺帝国也继承了郑家集团所控制的东亚及东南亚贸易线路，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西班牙和葡萄牙构成竞争关系。后来，乘着顺清战争之际，荷西葡三国抢占了顺帝国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大量市场份额，几度尝试跳过顺帝国，直接开展对日贸易。并且，多次袭击顺帝国船队，掠夺、奴役东南沿海渔民。明德三年（1661年），顺灭清，顺治帝死于乱军之中。同年，世祖下旨，命石井侯长子郑森攻台，惩戒荷兰蛮夷，也开启了持续百年以上的“经略南洋”战略。此后，顺帝国与荷西葡长期处于敌对关系。宁盛5年（1669年），顺帝国解除濠镜澳葡人武装，改濠镜澳为澳门县，规定澳门为所有来华西洋人的住所，由顺帝国官府直接管理。宁盛8年至10年（1672~1674年）、泰安17年至长善2年（1780~1784）之间，顺帝国借英荷战争之际，主动出击打压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对日贸易和割让马六甲。昌德33年至37年（1746~1750年），顺帝国通过援助达俄辉起义，赶走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昌德38年（1751年），仁宗皇帝赐达俄辉汉名李朝顺，册封为吕宋国王。泰安14年（1777年），成宗皇帝册封罗芳伯为兰芳节度使。长善3年（1785年），顺帝国置南洋都督府，治所兰芳，标志顺帝国对东南亚的控制达到巅峰。

（二）英法

相比荷西葡，顺帝国和英法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大致可以分为英缅战争前（1644~1820年）、英缅战争后至中俄战争前（1820~1900年）及中俄战争后（1900~1918年）三个阶段。

英缅战争前（1644~1820年） 对于荷西葡等老牌殖民帝国，中英法都是后来者，共同的利益远大于彼此的矛盾。因此，早在顺帝国建立初期，便和英法两国有着接触。特别是荷兰乘顺清战争之际，不断试探顺帝国的底线，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中英暗中结盟。在第三、第四次英荷战争之际，中英法三国东西两面出击，共同挤压荷兰的势力范围。这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顺帝国控制东南亚和英国开始图谋入侵缅甸。

英缅战争后至中俄战争前（1820~1900年） 19世纪初，英国多次借阿拉干流民问题，干涉缅甸内政，支持缅甸境内叛乱势力。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两年后英军占领甘蒲，兵临阿瓦城下。缅甸遣使顺帝国，请求中原皇帝出面调停。然而，英军坚持缅甸割让若开邦、丹那沙林，且要求缅甸接受英国派遣的代表驻在缅京，等于公开挑战顺帝国在缅的宗主权。从此，中英关系破裂。19世纪三十年代，顺帝国借鸦片贸易对英国发难，文宗皇帝下旨全国禁绝福寿膏，并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专职处理禁烟事宜。由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顺帝国战败。此后，法国意图侵入东南亚，和英国一同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9世纪80年代发起顺法战争。顺帝国和英法走向全面对立。

中俄战争后（1900~1918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此西北、东北的地缘冲突，中国与俄国的关系不断恶化。出于制衡沙俄的需要，英国和顺帝国的外交关系走向缓和。1904年，为争夺黑水地区控制权，中俄战争爆发，英法选择站在顺帝国一边，标志着三国重新走向联合。

（三）沙俄

皇顺和沙俄的冲突贯穿了整个顺帝国历史，东北和西北则是两个大帝国不断角力的战场。明德二年（1660），顺帝国发起灭清之战，从通辽折冲府（科尔沁）、辽西、朝鲜三面出击，直取沈阳，顺治帝远遁宁古塔。次年，大军北上吉林，顺治帝战死宁古塔，顺军一路追击直到黑龙江城，置黑河折冲府，并招抚周围部族。

在巡视野人女真诸部时，顺军遭遇了南下劫掠的哥萨克骑兵，多次发生冲突。此后数年，朝廷多次遣使警告盘踞雅克萨的哥萨克人，但是并无效果。宁盛四年（1668年），太宗皇帝命宁江（原宁古塔）折冲府和黑河折冲府出兵惩戒沙俄入侵者，雅克萨之战爆发，俄国战败。此后，沙俄多次暗中资助准格尔侵扰顺帝国北疆，一度占领河套，威胁李家祖籍米脂，中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世纪后期，俄国又资助浩罕汗国进入西域，抢夺顺帝国势力范围。虽然，最后浩罕汗国被灭，但是沙俄也吞并了外西北和唐努乌梁海。此后，得陇望蜀的沙俄进一步寻求在顺帝国东北扩充势力。此时，顺帝国国际环境恶劣，在东南亚先后与英法交恶，同时德川幕府被英俄支持的倒幕派推翻。因此，顺帝国再次选择与沙俄妥协，以黑龙江（阿穆尔河）为界划定中俄边界。但是，沙俄仍不知足，时常挑起边衅，甚至染指朝鲜，从而诱发了中俄战争。中俄战争失败后，沙俄与中英法的敌对关系一直维持到一战以后。

（四）美国

顺帝国与美国的关系一向良好，除了围绕菲律宾控制权的争夺外，中美双方没有其他利益冲突。一战时，美国也选择与中英法结盟，组成协约国阵营。

十、其他

（一）皇室

顺初，皇嗣问题一直困扰着朝廷。由于早年颠沛流离，太祖皇帝李晟直至攻占北京，也未留有一个男丁。雪上加霜的是，皇弟李自敬于山海关大战中阵亡，皇储问题更是成为整个大顺帝国廷的头等大事。定顶北京后，太祖皇帝纳窦氏等四人为妃，永昌四年（1648年）窦妃诞下皇嗣，取名李辰。次年，太祖皇帝便将李辰交由高皇后抚养，册封为太子。永昌十年（1654年），太子李辰染天花病逝，绝嗣的阴云再度萦绕李顺皇室。但是，由于悲伤过度且旧伤复发，太祖皇帝致死也未再有一子。

永昌十三年（1656年），太祖皇帝自觉身体不支，下旨将李锦立为皇太侄，以防万一。但是，李锦推辞不受，称道自己虽为太祖皇帝之侄，年岁尚长太祖皇帝六岁，比先万岁而去，万不能受此重任，以误军国大事。太祖皇帝只得召李锦入宫，以后周太祖、世宗故事勉励之。太祖称，“朕时日无多，皇顺甫立，内有余孽窥视，外有东虏入寇。主少必国疑，主弱必国危。彼子来亨甚肖郭荣，平江南、抚西军、伐东虏，皆有参与斩获，德才双全，社稷可与之。今日所托者，非彼也，彼子也。愿彼子身后勿如世宗，多寿且子保我江山耳”。永昌十五年（1658年），太祖皇帝崩于北京，享年53岁。李锦继位，年号明德，并于次年册封李亨（原名李来亨）为皇太子。明德6年，李锦崩于北京，享年65岁，庙号世祖。李亨继位，年号宁盛，此后皇帝皆为太宗皇帝一脉。

（二）朝贡与邦交

熙元维新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顺帝国并无现代外交观念，对于外国一律理解为藩邦朝贡国。但是，在外交实践中，确实有着区别。对于诸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则是作为藩邦处理，朝贡国君主只能以国王称呼，地位低于中原皇帝（日本天皇在宁盛后以天王称呼，地位等同黄教法王、道教天师，日文以平假名写作テンノウ，国内外都不得再出现天皇字样）。但是，对于沙俄、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原则上对华交往时需以朝贡国自处，实际上本国文件中将自身置于顺帝国平等地位，顺帝国官方也并不过问。但是，西洋诸国未征得顺帝国同意，不得私自接触朝贡体系内藩邦政府或在其境内经商，更不得在朝贡国常驻使者、军队，对朝贡国用兵原则上视同对顺帝国的侵略行为。

熙元维新后，顺帝国与英、法、美、俄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常驻。原朝贡体系内藩邦，作为顺帝国的保护国和势力范围存在，外交政策需接受顺帝国指导。帝国政府派遣天使常驻各朝贡国，且在朝贡国拥有驻军、关税豁免、自由通行/经商、治外法权等特权。非朝贡国前往朝贡国经商需事先征得顺帝国同意。各朝贡国君主继位需得到顺帝国皇帝册封方可生效。

（三）礼仪

皇顺起自草莽，建国后对部分繁文缛节也进行了删减。平时臣子面圣仅需一跪一叩首，天子亦需颔首回礼。高阶官员（天佑阁大学士、都御史、权将军等）面圣议事，皇帝亦看茶、赐座礼遇。同时，太祖皇帝亦下旨，各级官员见面禁绝跪礼，官属面见上官仅需作揖行礼即可。朝贡国使者面见天子亦需行跪地叩首之礼。但是，在与西洋使者交涉的过程中，顺帝国天子特许依其俗，单膝下跪颔首即可。不过，宁盛以后，西洋各国必须以拉丁文DOMINUS ET DEUS称呼顺帝国天子。其实，在宁盛以前，西洋诸国亦可以AUGUSTUS称呼顺帝国天子。然而，太宗皇帝了解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一世也以AUGUSTUS自称，震怒道：“彼哈布斯堡者，匹夫竖子耳，何以与朕共称二圣乎？”（哈布斯堡什么档次，和我用一样的称号）。于是，大顺西学派穷经皓首找出了戴克里先DOMNUS ET DEUS的自称作为大顺天子在西洋的称号。

（四）服饰

顺帝国基本沿袭了前明官员朝服、公服、常服体系，只是部分细节有所不同。皇顺尚蓝，三品以上官员着蓝袍，四品至六品着红袍，七品及以下着绿袍。在补子上顺帝国也进行了简化，一品官补子为一朵云，二品为两朵云，以此类推。同时，对于平民服饰的限制也进行了放松，除官员、皇室专用服饰外，对于良民的服饰并无特别限制。因此，平民的着装也基本沿袭了前明的风格。

但是，随着顺帝国和西洋诸国交流的加深，西洋文化也对顺帝国的服饰产生了影响。18世纪以后，西欧巴洛克、洛可可等艺术风格传入顺帝国，也引发了汉服的新一轮变革，各种巴洛克、洛可可的元素被加入汉服设计中。英、宪二朝，为应对洪秀全的同济会起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开始设置牙帐、编练新军，同时也参照西式军装设计新军军服。此后的洋务运动和熙元维新中，军队常服全部换装西式戎装。另外，宪宗皇帝参照普鲁士军装简化设计了“新常服”（类似于现实的中山装），作为政府人员常服推广开来，受到全社会的欢迎，逐渐成为全社会男性的日常着装。从此，全社会对于洋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富裕阶级）女性一般都有两个衣柜，一个放汉服，一个放洋服。但是，在重大场合（登基、祭天、登科、婚丧嫁娶等），顺人仍会着汉服以示庄重，这个习惯甚至沿袭到之后的共和时代。

（五）后宫

鉴于前明太监干涉朝政、祸乱国家的教训，顺帝国自建立起就对太监的使用进行限制，整个顺帝国近280年的历史中，太监数量的高峰也不到500人。同时，顺帝国禁绝皇子、勋贵、士绅私自阉人，各皇室、勋贵府中阉人仅能来自皇帝赏赐。违者以采生折割论罪，处斩立决。由于太监人数较少，顺帝国宫廷一般严格划分外宫和内宫，外宫与内宫之间由专门通道隔断，进行严格的检查，内宫人员皆不得前往外宫。外宫是皇帝的办公区，天佑阁也设置在外宫内，所有杂务皆由身体健全的侍卫与宫女完成，内宫中皇室成员则是由宫女和太监服侍。同时，为了防止出现汉唐时后宫干政的局面，李顺皇室多有意控制后宫规模，后宫规模最大的仁宗皇帝也不过一后五妃。另外，顺帝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奏折、诏书等文件，皆不得带入内宫，后宫成员更不得查阅此类文书，因此从根源上杜绝了后宫干政的问题。

十一、大事记

（一）永昌朝（1644~1658年）

1.山海关大战

永昌元年三月十九，北京城破，明末帝朱由检自缢于梅山。入城后，太祖皇帝采纳开国大军师宋献策的建议，封锁城门、实行宵禁，迅速控制京内显贵，尤其是吴襄一家。三月廿一，城内甫定，太祖皇帝便亲赴吴府会见吴襄，称道，“明亡顺兴实乃天意，吴家一门为国守土多年，披荆斩棘、夙兴夜寐，功不可为不高。如今天下未定，大顺求才若渴，若令郎不萌嫌弃，愿以宁侯之爵、制将军之职揽之，望将军切勿推辞。”吴襄见状连忙叩首谢恩，亲笔书信劝降吴三桂，命家丁连夜送出。三月廿五，吴家家丁追上由玉田返回山海关的吴三桂，将吴襄和太祖书信交与吴三桂。吴三桂并未立刻表态，但是当夜军事会议中，吴军将领已经人心浮动。如今明已亡，非降顺即降清，关宁军多与清军有血仇，且清国乃蛮夷之国，东虏老酋杀汉殷鉴不远；与之相比，大顺皇帝起手就是一个宁侯、制将军，诚意不可谓不重，何不安然受之。吴三桂闻言，仍未表态。廿六日晨，吴军将领带头，领全军在吴三桂帐前高呼，“大顺天子当立，请宁侯进京面圣。”吴三桂不再犹豫，欣然受之，以“大顺总兵平西伯吴”的旗号率一支偏师进京面圣，余部仍回防山海关。

永昌元年四月初三，吴三桂抵京面见太祖皇帝，帝嘉其忠勇，许吴三桂为辽东制将军、宁侯。同时，吴三桂也对太祖皇帝袒露了东虏意图入关的狼子野心，东虏满、蒙、汉八旗共有十万余，此番前明已亡，必觊觎中原。太祖皇帝深以为然，命权将军、汝侯刘宗敏和皇弟李自敬领五营兵三万、唐通领降军八千会同吴三桂回防山海关。四月十四，关外来信伪摄政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已点齐满蒙汉八旗八万，由沈阳出发直奔山海关。太祖皇帝知山海关驻军不过六万，不能与之敌。次日，太祖皇帝亲率京内余部三万五营兵，急行前往山海关助战。廿一日夜，唐通部与清军激战于一片石，不敌，退入关内休整。次日清晨，两方再战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山海关几愈陷落，刘宗敏、李自敬、吴三桂身先士卒，力战于三门，方才堪堪保全关门。但是，是夜李自敬身中数箭，不治而亡。廿三日晨，双方再战，顺军渐难支撑，然而辰时后大风突起，扬尘蔽天；至午时，太祖皇帝仪仗出现在一片石方向，顺军骑兵依托沙尘冲击清军右翼，三堵墙有进无退，太祖皇帝亲临督战。关内顺军见状，士气大振，主动出城迎击清军。鏖战至傍晚，清军逐渐不敌，多尔衮欲暂退，太祖皇帝见势，急命制将军刘芳亮、谷可成各率部一万，乘势直冲清军中军大帐。伪摄政王多尔衮大惊，几欲弃军而逃，清军阵脚凌乱，死伤惨重。多尔衮幸得多铎援救，从而脱险，但是镶白旗主、豫亲王多铎却战死军中，首级为谷可成部所获。

四月廿四晨，战斗基本结束，战后统计顺军五营兵伤亡逾万，唐通部伤亡五千，吴三桂部六千余；与之对应，清军伤亡近三万，此后数年未再犯边。四月廿九，顺军收复宁远。五月初一，太祖皇帝在北京祭天称帝，昭告天下，顺明相替，建元永昌。

2. 定都北京

山海关大战后，李自成会同刘宗敏、牛金星、刘芳亮、谷可成、宋献策等重臣商议，东虏虽然此番受到重挫，顺军也损失不轻。建奴的实力超过了大顺帝国廷的预期，在未来必是新王朝的心腹之患。北京地处要冲，前明皇帝尚可天子守国门，我大顺以武立国，岂能多让。永昌元年六月，太祖皇帝下旨定都北京顺天府，设西京长安府（西安）、南京承天府（襄阳），命泽侯、权将军田见秀护送皇室前往北京。另外，太祖皇帝命谷可成携多铎首级巡视九边；亳侯、制将军李锦和绵侯、制将军袁宗第领五营兵三万出陕西，会同吴三桂南下平定残明实力；刘宗敏任蓟辽总督，接替宁远至蓟州一带防务工作；磁侯、制将军刘芳亮驻防陕西，戒备西军进犯。

永昌元年八月，太祖皇帝大封功臣：

燕王（追封） 李自敬 宁侯、制将军 吴三桂 汝国公、权将军 刘宗敏 泽国公、权将军 田见秀 宝丰伯、左辅 牛金星 永城伯、右弼 宋献策 延安郡公、制将军 谷可成 荆州郡公、制将军 刘芳亮 南阳郡公、制将军 李锦 同时，对于崇祯帝子嗣，太祖皇帝也选择礼遇，册封前明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剩余投降前明诸王皆以伯爵待之。

3. 平江南

永昌元年五月，李晟在北京举行登基仪式的同时，在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的拥立下，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称帝，年号弘光。然而，弘光群臣却无心北伐收复失地，反而陷入党争内斗中。永昌元年八月，李锦和袁宗第所领三万五营兵、吴三桂所领两万关宁军以及前明降军数万会师洛阳，誓师南征残明，扑向盘踞江淮的江北四镇。争斗过程乏善可陈，江北四镇除了高杰部做出有效抵抗外，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部不是望风而降，就是闻风而逃。永昌元年十月，顺军兵临扬州城下。一个月后，扬州城门为内奸打开，守将史可法被生擒。永昌元年十一月，弘光群臣献南京城投降，弘光帝出逃浙江。十二月，弘光帝在浙江被擒，押往北京，册封为永顺伯。

永昌二年（1645年）二月，前明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登基称帝，年号隆武。几乎同时，前明鲁王在绍兴宣布监国。三月，顺军横扫浙江，鲁王政权投降，鲁王朱以海被俘，押往北京，册封为崇顺伯。永昌二年四月，顺军基本控制浙江全境。五月，顺军与明军战于仙霞关，次月仙霞关破。七月，顺军占领福州，隆武帝自杀。九月，郑芝龙率部归降，封为石井侯。

永昌二年十月，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宣布监国，同时顺军挥师进入广东。十一月，朱由榔弃广东出逃桂林。十二月，广东全境为顺军控制。永昌三年（1646年）一月，朱由榔在桂林称帝，年号永历。不同于其他短命政权，永历朝廷得到湖广总督何腾蛟、明湖北巡抚堵胤锡等地方大员的全力支持，停止内耗。永昌三年一年间，顺、明两军鏖战于湖广、广西两地，永昌四年（1647年）三月，顺军攻陷柳州，朱由榔出逃贵州，为西军所俘。

4. 永昌废奴

明末之际，“奴变”遍及鄂、皖、苏、浙、赣等地，至顺帝国建立，前明贱民纷纷高呼“贵贱颠覆”，起义暴动。以“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为口号，形成了“削鼻班”“里仁会”等组织，攻击富户大族，焚烧卖身契，占田开仓。“奴变”运动有效打击了南明的统治，为顺军南下提供了机会。于是，永昌元年（1644年）十月，太祖皇帝便下旨，“天下赤子皆为皇顺臣民，何有贵贱之分？夏桀人车，民与日丧；殷纣炮烙，诸侯西去。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皇顺之得天下者，得民也、得民心也。何以效桀纣之举哉！此后，凡天下臣民无分贵贱，前明身契皆废，所谓贱籍来去自由，不得阻拦，违者以略卖良人（拐卖人口）论处。”江南贱户闻“废奴令”大喜，纷纷开门迎闯王，大大加快了顺军攻略江南的速度。同时，大量富户私藏家奴违反“废奴令”，被顺军抄家、流放，乃至斩首。也大大缓解了停止“追脏助饷”以来的财政紧张。此后，顺帝国境内不再存在法定意义上的奴仆，无论佃户、佣人和主人家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昌德以后仍然出现以“养子”“养女”等名义豢养奴仆的现象。

5. 征抚西军

永昌三年（1646）一月，顺帝国高层见剿灭残明攻势顺利，决定开始攻略西军阵营。二月，刘芳亮与信张献忠，称新朝当立，劝他上表归降。张献忠并未给出明确回复。三月，前方来讯，光山伯、果毅将军刘体纯所领前明降军在湖南战场受挫，顺军速攻计划破产。六月，张献忠决心“联明抗顺”，亲率西军赶赴川北，准备进攻汉中。刘芳亮率军南下汉中，阻击西军。十一月，大西军广元守将、都督刘进忠叛降顺军，并献计突袭大西军西充统帅部。十二月，顺军依计深入西充，突袭张献忠大营，张献忠中箭身亡。张献忠阵亡后，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的带领下一路向南，至永昌四年（1647年）二月，西军攻克贵阳府，并于次月俘获出逃的永历帝。四月，西军携永历帝进入云南府（昆明），受到黔国公沐天波的支持。至此，西军已占据川南、云贵地区。

永昌四年六月，李锦、袁宗第再度与信西军众将，呼吁西军归降新朝，不要再抱残守缺，同时顺帝国也会同前例优待永历帝。西军众将并未给与回复。八月，四将军在昆明接受永历帝册封，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九月，顺帝国决定讨伐西军，刘芳亮和吴三桂部自北、李锦和袁宗第部自东两面出击直逼昆明。永昌五年（1648年）二月，孙可望和艾能奇兵败川南，投降顺军。四月，顺军攻占昆明，俘获永历帝，押往北京，册封为尊顺伯。六月，李定国和刘文秀在贵州投降，关内归于一统。

6. 三伐东虏

永昌一朝一共开展了三次对清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是辽西之役（含辽海战役）、漠南之役和朝鲜之役，三场战役之后，顺帝国收复了辽西、金州（前明金州卫，改设金州折冲府）、东江（前明东江卫，改设东江折冲府）等地，将漠南蒙古、朝鲜收为藩属，同时设置了通辽折冲府、九原折冲府、云中折冲府等单位控制咽喉地带。至永昌末年，顺帝国已形成对清国三面合围的态势。

6.1. 辽西之役

永昌二年（1645年）春，太祖皇帝调五营兵四万、新练府兵十万以及抽调直隶、山西、山东壮丁十五万作为夫子，以刘宗敏为主将，绛侯、制将军贺锦为副将，东出发起辽西战役，旨在收复辽河以西广宁、义州诸卫。

另一方面，清国的情况却有些微妙。首先，因为在山海关折损了三万男丁，清国为了应付顺军的出击不得不疯狂压榨人力资源，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的八旗男丁悉数被征发上了前线，同时要求漠南蒙古、朝鲜分别调两万壮丁以供差遣。由此，清国勉勉强强筹齐了十二万战兵和八万夫子应战。但是，如此竭泽而渔地压榨人力资源，既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人力不足又加大了盟友之间的间隙。永昌二年秋，辽东大规模歉收，爆发严重的饥荒。此后，漠南蒙古与朝鲜也暗中寻求与顺帝国的联系，企图摆脱满洲的束缚。其次，入关失败导致清国内部斗争加剧。豪格重新起复为肃亲王，镶白旗也又其五弟继承。八王议事的时候，再度明显分为两派。另外，由于短期入关无望，清廷对于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汉八旗、三顺王等前明降军遭到明显排挤。

永昌二年夏，顺清双方对垒于锦州--松山堡一线。经过上番山海关的鏖战，顺帝国高层充分认识到了八旗的野战实力，也抛弃了毕功于一役的速胜想法。而是选择与清国拼国力，通过轮番的战斗拖垮东虏。于是，辽西战场出现了相当吊诡的一幕，顺清双方屯兵近三十万，却只是不断进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并没爆发大兵团会战。永昌二年冬，清国农业危机爆发，由于过度抽调人力、物资用辽西战场，清国大量平民尤其是汉民缺乏过冬储备，辽地民变四起。腊月，清军统率豪格被迫选择决战，全力冲击顺军营地。至永昌三年（1646年）一月，清军仍未取得重大战果，反而损失惨重。二月，豪格下令放弃辽河以西锦州、广宁、义州等地，全线撤军，力保今年农业生产。顺军乘胜追击，至三月陆战基本结束。战后清点，顺军死伤两万余，清军死伤逾三万。

同时，永昌三年二月，郑芝龙（据传由郑森代笔）上《疲虏疏》，称东虏男丁不过数十万，八旗丁壮十万余，穷兵黩武，则少人事生产，长此以往，必用度不足，不战而溃。是以，破虏者，不在兵戈，而在农桑，海陆并进，袭扰辽地，东虏则不能安心生产，必自溃也。顺廷深以为然。调郑芝龙北上，训练水师，准备长期袭扰辽东、朝鲜等地，先穷清再破清。永昌三年秋，水师初成，开始持续袭扰清国和朝鲜沿海地区，并陆续收复了金州（旅顺）、东江等地。

6.2. 朝鲜之役

至永昌五年（1648年），顺军已收复金州、东江地区，黄海地区完全置于顺帝国水师的控制之下。同时，朝鲜仁祖世子李淏暗中遣使来京，朝天子共襄“攘夷”大计。不久，李淏计划败露，在清廷的威压和洛党人的构陷下，王世子被废，流放济州岛。同时，前昭显世子长子李栢被迎回汉城，被立为王世孙。永昌六年（1649年）五月，朝鲜仁祖病危，在金自点等洛党的拥立下，李栢继位为朝鲜国王。次月，顺帝国以拥立李淏为由，起水师进攻济州，济州守将不战而降。七月，3万顺军登陆仁川，直抵汉城府。金自点携李栢逃往南汉山城据守，并且遣使沈阳求援。八月，山城城破，金自点及李栢被俘，押往北京受审，随后被流放云南。同时，在顺军的扶持下，李淏在汉城继位为朝鲜国王。

九月，沈阳方面听闻朝鲜沦陷的消息，议政王大会上多尔衮和豪格难得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朝鲜。十一月，顺、清双方会面于义州。永昌七年（1650年）二月，由于义州久攻不破，多尔衮和豪格分兵，带队绕道直取平壤，但是中了顺军埋伏，战死途中，首级为三原（乡）侯李来亨所获。豪格闻讯，立即撤军，准备回沈阳接收豪格政治遗产。三月，太祖皇帝使者持诏谕来朝，正式册封李淏为朝鲜国王。李淏面西行跪叩大礼，领受服饰、王玺等器物，朝鲜自此改元“永昌”，世为顺臣。五月，以攘夷为“目的”，顺军在朝鲜境内设置义州折冲府（驻地平安道义州）、楚山折冲府（驻地平安道楚山）和仁川折冲府（驻地京畿道仁川），由顺帝国派遣一名制将军（首任朝鲜制将军为三原侯李来亨）进行管理。另外，此后朝鲜国王任命“领议政”及“左右议政”需上报北京核准，方可生效，由此朝鲜的国相任命权实质上落入顺帝国手中。

6.3. 漠南之役

自永昌三年（1646年）以后，顺军在辽河西岸多置营堡，不断袭扰辽河沿线农业生产。同时，顺帝国水师也持续袭击辽东半岛，导致清国农业生产濒临崩溃。清国不得不选择加大对蒙古和朝鲜的吸血力度，每年要求二地进贡大量粮食、牛羊、马匹以维持八旗战斗力。永昌七年（1650年），朝鲜之役后，清国丧失对朝鲜的控制，导致国内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期间，豪格、多尔衮虽然多次组织八旗和蒙古协军试图入关劫掠，但是入不敷出，几年来前前后后已经折损兵丁近两万。永昌八年（1651年）秋，辽东再度歉收，爆发粮食危机，多地爆发顺军民变。摄政王豪格不得不抽血蒙古，要求加大进贡力度，导致漠南蒙古诸部颇为不满，暗中联络顺帝国，准备脱离清国控制。

永昌十年（1653）年，太祖皇帝下旨北伐，五万五营兵会同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等地府兵十万出征河套。次年，征服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在河套地区置五原折冲府（驻地包头市）、云中折冲府（驻地呼和浩特市）。同时，册封两部统领为果毅将军、世袭乡侯。永昌十二年（1655年），豪格领八旗6万、察哈尔和科尔沁两部蒙古兵4万，进犯河套，意图收回对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控制权。顺帝国再发兵十五万，与清军战于河套地区。同年末，清军战败，满蒙折损兵丁逾两万，豪格死于乱军之中。永昌十三年（1656年），顺帝国发兵征服察哈尔部。次年，顺军征服科尔沁部，其余漠南诸部也一并归降。同鄂尔多斯、土默特例，顺帝国对于归降蒙古诸部首领，根据部落大小，册封为果毅将军或威武将军、世袭乡侯或伯爵。同时，顺帝国又设置了开平折冲府（驻地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通辽折冲府（驻地通辽市），并在云中归化城设立漠南都督府，由一名制将军进行管理。除驻军屯垦外，顺帝国还通过多重手段加强对蒙古诸部的控制：

经济上，漠南所有折冲府和都督府内都置互市，用于蒙古族人和中原商贩互通有无。凡蒙古人入城交易，需持有都督府签发金底红字勘合，否则不得入城。各部首领需依规纳贡、服徭役方可前往都督府领取勘合。

政治上，北京朝廷划分了各部所有的牧场范围，并且规定各部因游牧问题发生冲突，需上报都督府裁决，不得擅起兵戈。各部首领继承爵位、军职需前往北京朝廷接受册封方可生效。

文化上，在各折冲府、都督府设置官学、武学，收纳蒙古贵族子弟入读，在漠南地区开科取士，允许蒙古人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官员。另外，顺帝国皇帝还通过羁縻藏地达赖、班禅，从而获得“文殊菩萨皇帝”称号，以黄教为手段强化对蒙古的控制。

至永昌十五年（1658年），顺帝国终于完成对清国的三面合围。同时，清国内部矛盾重重，顺清之战大势已定。

7. 羁糜藏地

永昌三年（1646年），收复辽西之后，顺帝国高层便制定“翦除两翼，直捣黄龙”的对清方略。具体来说，就是先解决朝鲜和蒙古，对清国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再发起灭清之战，一战解决满洲势力。自永昌七年（1650年）收复朝鲜后，顺帝国便着力控制蒙古势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笼络黄教（格鲁派）。

1642年，固始汗出兵日喀则，随后便征服整个卫藏。随后，固始汗将整个卫藏献给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藏地统一。永昌八年（1651年），太祖皇帝遣使携礼出使藏地，邀请达赖和班禅进京朝圣，达赖和班禅也意图借中原皇帝威名巩固统治，于是欣然同意。永昌九年（1652年），达赖和班禅携三百僧众抵京，太祖皇帝盛情款待，在北京西黄寺居住近一年。期间，太祖皇帝多次与达赖商讨蒙古问题，并邀请黄教僧众于次年随大军前往漠南传教。同时，太祖皇帝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前藏黄教护国法王”，册封班禅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班禅博克多”、“后藏黄教护国法王”，赐予达赖和班禅金册金印。达赖和班禅则尊奉顺帝国皇帝为“文殊菩萨皇帝”，承认中原皇帝乃是“文殊菩萨”转世，属于现世佛。次年，达赖和班禅返回藏地。

此后，顺帝国皇帝便以“文殊菩萨皇帝”身份，干涉蒙藏事务，对两地进行羁糜统治。

8. 清户丈田

自永昌三年（1646年），顺帝国恢复征收赋税起，太祖皇帝便下旨各府州县衙门协同折冲府官兵，在十八省范围内清查户口、土地。至永昌八年（1651年），清户丈田工作基本完成，十八省共计2000万户、9000余万口，田5.2亿亩。清户丈田工作增强了顺廷对国内经济的掌控力度，同时也修复了晚明以来崩坏的财政体系。此后，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清户丈田工作，每20~30年朝廷便会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清丈工作。但是，受限于封建王朝行政能力的不足，自昌德以后，清丈工作多流于形式。

永昌十五年（1658年）四月，太祖皇帝崩于北京紫禁城，享年53岁。皇太侄李锦继位，改元明德。

（二）明德朝（1659～1664年）

1. 灭清之战

明德元年（1659年），世祖皇帝册封临王李亨（灭南明有功封三原伯，征西军有功封三原侯，征朝鲜有功封临侯、制将军，北伐漠南累功晋临国公、权将军，永昌十五年封临王）为太子。明德二年（1660年）秋收后，世祖皇帝命太子李亨总督，自漠南、辽西、朝鲜三面出击发起灭清之战。漠南方面由漠南都督、宁远郡公、制将军吴三桂领府兵五万，自通辽折冲府进攻；辽西方向，由安国公、权将军谷可成领兵营兵六万、府兵九万渡辽河出击；朝鲜方向，由荆国公、朝鲜经略、领权将军衔刘芳亮领营兵两万、府兵四万，自义州折冲府进攻；共计26万大军，另外调直隶、山西、山东、陕西四省壮丁20万、漠南诸部壮丁5万、朝鲜壮丁5万作为夫子助战。

另一方面，清国却已是风雨飘摇，自永昌十二年（1655年）末豪格战死漠南后，顺治帝亲政已近五年。但是，五年内辽地已经爆发三次农业危机。为了戒备顺帝国入侵，清国在辽河和鸭绿江沿岸构筑了大量堡垒，国内民力竭矣。备受压迫的汉民多逃亡辽西、漠南、朝鲜，五年内三地收容汉民竟达五十万。同时，经济上的崩溃，也引发了清国军事实力的暴跌。八旗兵丁披甲率直线下滑，汉人工匠的逃亡更是导致清国火器得不到补给，八旗火器多破损且缺少弹药。

因此，灭清之战相比之前顺清之间的较量，显得异常轻松。顺军甫一入境，清国境内就爆发了大规模暴动，大量营堡不战而降。顺治帝也深知社稷崩坏，非一人之力可挽狂澜，直接弃沈阳出逃宁古塔。明德二年冬，三路大军会师沈阳。休整完毕后，宜将剩勇追穷寇。次年春，太子李亨命三路大军北上宁古塔，誓擒伪帝福临。顺治帝不再北逃，亡命一搏，战死宁古塔，首级为吴三桂部所获。同时，顺军一路追击清军残部，直至黑龙江城，置黑河折冲府，招抚四方野人女真诸部。

清国既灭，世祖皇帝下旨置辽宁省，在辽东、辽西广置州县，安置原汉人流民。同时，迁关内无地农民，授田定居辽宁。对于前明奴儿干都司辖地，顺廷置黑水都督府，由一名制将军管理，下辖宁江折冲府（驻地宁古塔）、黑河折冲府（驻地黑龙江城）、安东折冲府（驻地前明船厂）、建平折冲府（驻地通化市）、滨州折冲府（驻地哈尔滨市）、屯河折冲府（驻地伊春市）等六折冲府，驻军开垦。同漠南例，女真诸部首领，根据部落大小，授世职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乡侯/伯爵。女真诸部需履行朝觐、服役、纳贡等义务，方可获得朝廷册封，前往都督府领取勘合。

2. 征台之役

顺帝国建立后，鉴于前明因严重的土地兼并而亡，朝廷对于赏赐土地格外谨慎，就算是国公、诸王赐田也不过万亩，且对于兼并土地多加限制。为缓解勋贵的不满情绪，顺帝国在其他方面给与勋贵群体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外贸勘合”。皇顺共开天津、松江、宁波、泉州、广州五港对外通商，凡皇顺商人出海贸易，必持朝廷签发勘合，否则市舶司不得放行。由此，勘合多作为赏赐，用于嘉奖勋贵，诸如刘、田、高、谷、袁、吴、郑等功勋外戚家族皆持有多个外贸勘合，通过香料、瓷器、金银等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

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入台，建立殖民据点。此后，便以台湾为据点，进行对日贸易。特别是在顺清战争期间，大肆抢占顺商在日贸易份额，侵占了皇顺功勋大量利润（日本国内金银比1：5，而顺帝国则是1：10，对日金银贸易是功勋集团重要利润来源）。勋贵阶级对此多有不满。同时，荷兰人甚至变本加厉地在福建、广东、浙江沿海掠夺良民，用于开垦台湾、巴达维亚等地。明德三年（1661年），果毅将军、南井伯郑森上《经略两洋疏》，称东洋、南洋恰如汉唐丝路，天朝与诸夷互通有无，其间收获不知凡几，经略两洋类似张骞凿空西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时，荷兰蛮夷藐视天朝，侵占大员、掠取良民，不加惩戒，置天朝体面于何地？于理于利，天朝当起水师，征台以讨蛮夷。世祖皇帝准郑森所奏，命郑森提督水师，发府兵两万渡海征台。

然而，征台之役并非一帆风顺，海战中华军60艘战舰方才击败荷兰4艘战船，陆战则是围困台湾城超半年荷军方才投降。明德四年（1662年），荷军献城投降，承诺不再掠夺顺帝国沿海居民，且限制对日贸易规模。顺帝国方面由此也认识西洋在火器、造舰和构筑军事工事上的技术优势，在海外贸易利润的激励下，顺帝国开始寻求军事变革，加大火绳枪、火炮列装比例，同时学习西方打造软帆战舰。

明德六年（1664年）夏，世祖皇帝崩于北京，享年65岁。太子李亨继位，改元宁盛。

（三）宁盛朝（1665~1700年）

1.扶持莫氏

明德三年（1661年），盘踞在高平的前明安南都统使莫敬宇遣使入顺帝国面圣，被世祖皇帝封为果毅将军、安南都统使。宁盛二年（1666年），伪黎朝郑主郑柞率郑根、郑栋、丁文左等部大举北伐，攻打高平。莫敬宇弃城逃往顺帝国云南，乞求天朝垂怜，助其复国。宁盛五年（1669年），太宗皇帝遣使责难郑主，要求其归还高平四州于莫氏，莫敬宇得以回到高平。为感谢天恩，也为表忠心，莫敬宇改名莫敬顺，在内不再以帝号自称。宁盛八年（1772年），伪黎朝郑主郑根携伪帝南征阮主，盘踞宣光镇的武公俊反叛，随后与莫敬顺合流。太宗皇帝明白这是拿下安南的天赐良机，下旨册封莫敬顺为安南国王，武公俊为安南国相，援助大量军械、物资助莫氏复国。莫氏政权迅速控制了越北山区地带，兵锋直指安南国都升龙。

伪郑政权大惊，急忙同阮主媾和，同时联络荷兰东印度公司求援。宁盛九年（1673年），因为台湾和对日贸易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同顺帝国多有冲突，决定借机谋取南洋和东洋控制权，发兵援助郑主政权。太宗皇帝通过英国使者已然得知，去年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兰陷于欧陆战场，不可能派兵援助东亚。于是，太宗皇帝果断下旨，命西平侯、云南制将军李定国（永昌朝降顺，封西平子；平定云南土司有功，封西平伯；随吴三桂北伐漠南、灭清，累功晋西平侯、云南制将军）自陆路领府兵五万，南井侯郑森自海陆提督水师，协同莫、武二军并进消灭伪郑主和荷兰援军。同时，顺帝国以征讨郑主的名义，顺军在谅山、新安等地设置折冲府，驻军屯垦。

宁盛十年（1674年），荷军再度兵败，东印度公司与顺帝国媾和，承诺不再援助郑主，对日贸易需征得顺帝国同意、领取勘合后方可进行，撤走在长崎兰岛上所有居民。宁盛十一年（1675年），顺军占领安南全境，伪郑主郑根和伪帝于灵江自杀。同年，太宗皇帝正式遣使往升龙，莫敬顺面北行跪叩大礼，接受册封为安南国王。同时，任命武公俊为安南国相，李定国为安南制将军、靖侯，并于升龙安置天使府负责联络安南地方、开科取士。次年，阮主遣使朝圣，请太宗皇帝赐国号。太宗皇帝赐号“广南国”，册封阮主为广南国王，并于顺化设置天使府负责联络、科举工作。

2. 郑森下东洋

明德四年（1662年），郑森收复台湾，置一府三县。宁盛元年（1665年），郑森上表称，如今四海承平，前明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皇顺亦当遣使晓谕四方夷狄，加天朝恩威于藩邦，愿代天巡边，使蛮夷仰中华威仪。太宗皇帝一方面觉得出巡外邦，确实可以扬我天朝国威；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构建朝贡贸易体系、排挤荷兰人在东洋影响力的需要（对日金银贸易也是李顺皇室内帑的重要收入来源），于是命郑森由泉州出海，巡视东洋各国、蛮夷，扬皇顺天威，晓四方风土。

次年，郑森领天使团和水师官兵共计万余人，各色船只数百条，扬帆起航，先驶向台湾，巡视全岛。再前往琉球，琉球国王尚质携百官奉迎，同时向天使哭诉，前明万历卅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强迫琉球称臣纳贡，如今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萨摩藩财源骤减，对琉球更是敲骨吸髓，乞求天朝垂怜，惩戒萨摩乱徒，以靖海内清平。郑森收下尚质奏表，一路驶向萨摩，遣使责难藩主岛津光久，岛津光久态度傲慢，甚至一度想命岸炮攻击郑森舰队。郑森船队炮击萨摩港口后离去，前往江户。

至江户，征夷大将军德川家纲携众僚迎接郑森使团，郑森宣读太宗皇帝圣旨，册封德川家纲为日本国王，赐朝服、金印、金册。郑森在江户逗留数月，会见保科正之等辅政幕僚，密谋协助德川幕府修理萨摩藩、长州藩等反对势力，条件是：

1.限制除顺帝国以外（荷兰）商人前往长崎经商，只有持有皇顺颁发贸易勘合，长崎方面方可放行 2.日本国内不得再出现天皇字样，但仍可以假名テンノウ称呼，但汉字不可写作天皇 3.天皇之后需接受大顺皇帝册封，地位等同藏地法王、道教天师等宗教领袖 4.大顺在日本国内设置天使府，负责联络和科举工作（后面补充）。德川幕府方面对于郑森的条件思量再三，观望郑森水师气势非凡，觉得依靠顺帝国协助，应该可以扫平国内反对势力，巩固幕府统治，最后选择同意。

之后，郑森船队过对马海峡，前往前明奴儿干都司驻地，晓谕海西、野人女真诸部，同时奉旨设立永宁折冲府，便折返回天津港。宁盛三年（1667年），郑森回京述职，并将同幕府的密谋呈报太宗皇帝。太宗皇帝应允，命郑森提督水师，协助德川氏惩戒萨摩、长州二藩。宁盛四年（1668年），郑森和幕府水陆并进，以私通荷兰夷为由征伐萨摩、长州二藩，大军压境，二藩势单力薄，不能抗衡，相继告破。岛津、毛利二家徙封虾夷地，萨摩、长州二藩交由亲藩大名掌管。次年，幕府护送郑森使团上洛，正式册封灵元天皇为“日本国神道教天照大神王”，在幕府的干涉下，天皇被迫接受该称号。此后，德川氏借助顺帝国的支持，进一步铲除异己，以日本国王身份统治全国，实现“公武一体”，天皇则逐步退化为纯粹的神道教领袖。

3. 强化朝贡体系

顺帝国继承了前明的朝贡体系，并且随着顺帝国的扩张，整个朝贡体系范围也越来越大。同时，顺帝国对于朝贡圈内的藩邦控制力也远超前明，这主要得益于太宗皇帝构建的三大体系--勘合贸易、天使府和科举：

3.1. 勘合贸易

永昌五年（1648年），平定西军势力后，顺帝国高层便开始考虑增开沿海通商口岸，一方面单开泉州（月港在明末战乱中毁损严重，顺帝国改开泉州作为通商口岸）一港通商，仅永昌四年一年市舶司收入就超二百万两白银，关税无疑成为顺廷敛财的利器；另一方面，福建是郑氏的大本营，在其他省份开关，也可以削弱郑氏的势力，巩固顺帝国统治。于是，永昌七年（1650年），太祖皇帝下旨增开天津、松江、宁波、广州四港对外通商，形成了顺帝国五口通商的格局。

但是，顺帝国并非实现自由贸易政策，而是对于进出口都通过勘合进行控制。与漠南、黑水地区情况类似，顺帝国进行进出口贸易必须持有户部颁发的外贸勘合，否则市舶司不得放行。因此，外贸勘合也成为了李顺皇室笼络勋贵、充实内帑以及控制藩邦的工具。太宗皇帝继位后，则着手进一步强化朝贡圈内的勘合贸易系统。宁盛五年（1669年），太宗皇帝下旨，凡西洋番商前往皇顺、朝鲜、日本、琉球经商，皆必须持有皇顺颁发的勘合，否则各国、诸司不得放行。同时，限定朝鲜、日本、琉球实行一口通商（釜山、长崎、首里），方便控制。同时，撤销义州、楚山折冲府，改设济州、釜山折冲府，增设首里折冲府，以控制走私贸易。矛头直指荷兰人。

安南之役后，安南、广南二国亦被纳入勘合贸易体系内。宁盛十二年（1676年），太宗皇帝下旨，安南开奉化、广南开会安一口通商，撤销谅山、新安折冲府，改设奉化折冲府加以控制。此后，勘合贸易体系的范围随着顺军的脚步不断扩到，至昌德后期覆盖了几乎整个东南亚和东亚，达到顶峰。但是，勘合贸易系统也异化成为了皇室和勋贵集团剥削人民的牟利工具，通宜年间学者龚自珍就曾批评道：“天下海利年以千万元计，皆入独夫党羽彀中，匹夫匹妇日夜辛劳，乃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皆流于海外，其间膏脂唯肥燕京数家，劳者尚不及温饱，贼者何人也！”

3.2. 天使府和科举

太宗皇帝常将太祖皇帝与前明太祖比较，二者皆起自草莽，终有天下。同时，也暗喻自己如同前明太宗，定要文治武功、万邦来朝。除了派遣郑森下东西两洋外，也着力强化朝贡体系内各国的联系，尤其是日本、朝鲜、琉球、安南、广南等国。宁盛二年（1666年），太宗皇帝遣郑森下东洋，便命其于琉球、朝鲜设置天使府。天使府常驻天使一人、副使二人以及护卫百余，负责联络国王、收集藩国信息、协助管理勘合贸易以及在各国举办科举。宁盛五年（1669年），萨长之役后，增设日本天使府。安南之役后，再增设安南、广南天使府。

同时，在各国举行的科举考试，也成为了顺帝国控制朝贡国的重要工具。天使府在各国举行乡试，所授举人身份各国皆予以承认，各国举人既可以在本国出仕任职于各国小朝廷，也前往顺帝国参与会试，卖文武艺于帝王家。因此，各国士族皆心向大顺，成为朝贡体系的坚定拥护者。同时，科举也成为顺帝国绕过各国王室，直接联络各国士绅、贵族的重要途经。朝鲜两班、日本大名以及交趾士绅多派遣家中次子参与科举，谋求中原皇帝对家族的支持。此后，随着顺军扩张的脚步，天使府也逐步拓展到了更多国家，至昌德年间达到顶峰。

4. 结盟英法

自顺帝国收服东北以来，沙俄哥萨克骑兵多次以雅克萨堡为据点，沿黑龙江袭扰女真诸部，劫掠物资、人丁，并要求各部定期向沙皇进贡。各部首领接连向黑水都督府诉苦，乞求中原皇帝发兵惩戒罗刹蛮夷。世祖、太宗皇帝也多次遣使责难哥萨克人，但是沙俄置若罔闻。宁盛四年（1668年），太宗皇帝发起雅克萨之役，剿灭哥萨克匪兵。次年，中俄两国于尼布楚签订条约，规定北海（贝加尔湖）至外兴安岭以南为顺帝国保留地，俄国军队不得越界，俄商越界贸易，需获得勘合方可准许。

早在明末，英法两国就有传教士来华。顺帝国建立后，太祖、世祖皇帝也多与西方各国接触，甚至引进西方教官、工匠，打造炮队对抗清国。但是，在东洋、南洋贸易的冲突中，顺帝国交恶荷西葡，转而较好英法两国。宁盛六年（1670年），太宗皇帝与信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交由两国传教士带回。宁盛八年（1672年），两国使团相继来华，太宗皇帝特许两国使者行西礼，单膝下跪颔首朝圣，并与使者深入交流有关贸易、技术交流、传教、结盟对抗荷西葡俄等事务。最后，双方达成共识，顺帝国皇帝赐予英法两国外贸勘合，准许两国开展对华贸易（但不得进入朝贡国市场）；允许派两国传教士来华，但人员、传教地点等信息需向理藩院和礼政府事先备案；两国需派专人指导顺帝国铸炮、造舰，并传授相关技术；中英法三国约定共同对付荷西葡俄四国，相关信息进行共享。此外，太宗特许英使、法使留居北京，分布赐宅邸、佣人，准许于国内游历，但需事先备案理藩院和礼政府。

5. 郑森下西洋

宁盛十一年（1675年），英法两国访华使者以南海已靖、居华日久为由，请归故国，太宗皇帝准奏。同时，平侯郑森再度上表称，如今海路已通，既下东洋，宣天子威仪于东洋，诚宜再往西洋，播华夏之恩威，愿效张骞郑和事，为陛下探路开疆。太宗皇帝思量，一方面皇顺对于西洋少有了解，所有信息皆来自传教士之口，其间真伪未可知，由此确实有必要遣使西洋了解一下；另一方面，李亨确实有心比肩汉武成祖往事，既留名青史，还打通黄金商道，名利双收。因此，太宗皇帝准奏，命郑森为正使，出海巡视西洋，随便送英法两国使者归国。另外，太宗皇帝以勘合为条件，要求巴达维亚方面放行顺帝国使团通过马六甲海峡，并允许就地补给。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对顺帝国船队做出限制，总人数不得超过2000人，同时也要求顺帝国船队除访问英法外，也需对荷兰本土进行访问。

次年，使团正式成团出行，自松江府出海。除了官员、军士外，郑森使团中还有大量翻译、文员、绘图员等，一路上积极绘制海图、收集各国图书、总结各国国情等。宁盛十二年（1676年）底，郑森使团到达好望角，已然超过郑和团队，郑森叹道，“寰宇八万里，见天下之大，夕死足矣！”次年春，船队到达法国，郑森率使团面见了法王路易十四，递交国书。在法国游历两个月后，又沿地中海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诸邦、奥斯曼帝国；随后，使团又沿北海访问了荷兰、丹麦、神罗、俄国、瑞典等国，最后到访英国并游历两个月。

宁盛十四年（1678年），船队准备原路返回，但是郑森已经得知渡大西洋可以达到亚美利加、再渡太平洋可到澳大利亚、最后北上即可抵达天朝。于是，郑森秉持“见天下之大，夕死足矣！”的想法，命令主船队携带各国国书、礼物、图书资料原路折返顺帝国，自己率500人的支队走大西洋-美洲-太平洋-澳洲航路归国，为天子乘风破浪、开辟新航线。郑森船队渡过大西洋，抵达美洲，沿途访问了英国北美殖民地、葡属巴西、西属阿根廷，最后通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过大溪地抵达澳洲，进行补给后北上进入南洋。宁盛十六年（1680年），郑森船队抵达广州，补给后北上面圣，太宗皇帝闻之大喜，亲自于午门迎接郑森，盛赞曰，“昔汉武得博望侯，乃开西域八千里；今朕有平侯，得见寰宇八万里，足矣！足矣！”太宗皇帝下旨，郑森代天巡视寰宇，播扬国威，开辟商道，封平国公，赐名李成功。从此，世人皆以“国姓爷”称呼郑森。另外，郑森全队带回了大量海图、海外图书、一手信息资料，太宗皇帝也下旨组建翻译馆，整理上述资料，总结成册。这些材料极大地开拓顺人的视野，也大大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6. 设立天佑阁

顺帝国建立伊始，恢复了为前明所废的丞相职务，称左辅、右弼，同时也设立弘文馆作为皇帝秘书机构，行使前明内阁职权。但是，依惯例由左辅、右弼出任弘文馆首次辅。因此，顺初时丞相的权力相对较大，堪比汉唐时期的宰相。如此的设置，一方面顺初朝廷还保有农民军时期的遗风；另一方面当时还存在南明、清国、西军等敌对势力，李顺皇室也需要尽力笼络文官集团，摆出“与士大夫共治”的态度。

但是，至宁盛朝外部敌对势力逐一被消灭，而强相权的设置却成为皇帝施政的阻碍，特别对于李亨这种有心比拟唐明太宗的君主。宁盛五年（1669年），太宗皇帝下旨，调整冗官冗职，撤销左辅右弼，改弘文馆为天佑阁，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天佑阁由若干大学士（正二品）组成，负责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草拟方案后，交由皇帝审批，下发各部、省、都督府执行。同时，天佑阁还负责督促各部完成国家政策，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因此，天佑阁整体行使相权，天佑阁大学士作为群相存在。另外，天佑阁大学士的产生，依前明例，由集体讨论、廷推产生。

7. 改土归流

宁盛六年（1670年），西平侯、云南制将军李定国上表称，云贵川三省多有夷狄，前明置土司使自治，各土司不服王化，各自为政，不遵礼仪教化、不知纲常伦理，其间风俗多异中原，俨然独立王国。并且，各土司首领世袭军职，不思感谢天恩，多有异心，前明沙氏之乱殷鉴不远，乃请改土归流，使三省子民沐浴王化。太宗皇帝准奏，任命李定国为云贵总督，负责草拟、组织改土归流。此后，改土归流延续宁昭昌三朝，至昌德朝金川之役达到高潮。

8. 坤舆寰宇全图与宁盛四洋大典

宁盛十七年（1681年），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协同钦天监等机构整理、翻译、编辑郑森自西洋带回的书籍、海图、信息，会同英法传教士，绘制《皇顺坤舆寰宇全图》。坤舆寰宇全图较前明坤舆万国全图，更加精准、完善，同时在附录中详细记载了各国人口、田亩、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堪称17世纪版的《万国图鉴》。太宗皇帝十分珍视这份坤舆寰宇全图，下旨将全图陪葬皇陵，且赐全图副本于“好圣孙”、后来的仁宗皇帝李桢，嘱咐他好生学习。

同时，太宗皇帝还命翰林院协同翻译馆根据郑森带回所有资料、再搜集全国图书，汇编整理成为《宁盛四洋大典》，旨在超过前明《永乐大典》。太宗皇帝称道，前明太宗汇编古今图书，乃有《永乐大典》，朕整理四洋（东洋、小西洋、大西洋、太平洋）、古今所有文字，乃成《宁盛四洋大典》，文盛之举前无古人矣。宁盛廿八年（1692年），《宁盛四洋大典》编成，共四部，分置东西南北四京。另外，《宁盛大典》和《坤舆寰宇全图》的编撰也引发顺帝国思想界的震动，华夏官方、文化界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辽阔。结合实学潮流的涌动，在儒学界出现了格西洋物的潮流，部分儒学流派开始和西学合流，但是囿于经济基础和传统思维的限制，新思潮依然没有跳出天朝上国的固有观念，对于西洋的研究更多是猎奇和格西物致中知的目的。

9. 取消丁银

顺帝国起自农民军，加之前明也是建立于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意味着明顺两次天下易鼎都是源自土地兼并。这就导致抑兼并、减轻农民负担成为顺廷的日经问题，自太祖起历任顺帝国皇帝都在构思如何减轻自耕农、佃农的税负。另一方面，关税的增长、清户丈田的进行，都为顺廷的财政收入提供了有力支撑，至宁盛朝丁银在财政收入的占比已经跌到10%以下。宁盛二十年（1684年），在历经连续12年的财政盈余后，太宗皇帝下旨，正式取消丁银，按“地有税而人无税”的原则，只对田亩征税，不对人口征税。人口税的取消客观上减低了底层农民的负担、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根据宁盛廿三年（1687年）第二次清户丈田的统计，全国已有2600余万户，1.3亿口，田7.1亿亩。社会整体经济水平已经超过前明万历年间，后世史学家称赞为“宁盛之治”。

10. 蓬莱宫与上林苑

宁盛十年（1674年）起，太宗皇帝就下旨在天津和承德修建两处行宫，分别称“蓬莱宫”和“上林苑”。

宁盛二十年（1684年），蓬莱宫完工。蓬莱宫滨海而建，分为东西两苑，西苑是办公区，东苑则是居住区。有趣的是，东苑内除中式建筑外，还建有不少西式宫殿，之后的仁宗皇帝甚至还1：1复制了凡尔赛宫镜厅。并且，东苑还修建了一处小型码头，保留了一支小型舰队，保证皇帝兴致来了可以游览渤海。宁盛廿五年后（1689年），太宗皇帝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带着皇长孙李桢在蓬莱宫中渡过。此后，顺帝国皇帝在夏天也多前往蓬莱宫居住、办公以求避暑，故蓬莱宫又被称为“夏宫”，与之对应紫禁城则是被称为“冬宫”。因此，民间也戏称天津是“副都”。

宁盛廿一年（1685年），上林苑完工。不同于精雕细琢的蓬莱宫，上林苑则是粗犷大气，包含园林、草原占地达2000多平方公里，但是苑内建筑则较为简朴。上林苑作为皇帝行宫，主要用于皇帝进行打猎、检阅军队、进行军事演练等活动。自宁盛廿二年（1686年）起，顺帝国皇帝每年秋收后都会带领五营官兵前往上林苑乃至漠南打猎、军演，以震慑蒙古诸部，该活动被称为“上林秋闱”。待秋闱结束后，顺帝国皇帝则会前往北京紫禁城居住，直至次年晚春再动身前往蓬莱宫避暑。

有趣的是，无论是修建蓬莱宫，还是上林苑的大部分经费都来自太宗皇帝的内帑，甚至之后的扩建费用也是由皇帝内帑承担。可见，李顺皇室通过垄断对外贸易的获利之大。

11. 第一次顺准战争

宁盛七年（1671年），噶尔丹自立为准格尔汗，此后准格尔逐步征服蒙西、叶尔羌、喀什噶尔、察合台、吐鲁番等国。另一方面，在东北失利后，沙俄也将注意力转向喀尔喀地区，宁盛十年（1674年），沙俄遣使准格尔，达成同盟，共谋喀尔喀蒙古。宁盛廿四年（1688年），土谢图汗在准、俄两国的夹击下败亡，准格尔吞并喀尔喀蒙古。次年，在沙俄的资助下，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余部为由，率军两万进入漠南，突袭占领五原折冲府，直接威胁到李家在米脂的祖陵。太宗皇帝震怒，遣使责难噶尔丹，要求准部退出漠南。但是，噶尔丹的回复却是，“吾乃蒙古之主，凡有蒙人之地，皆吾之土”。此后，准部更是进一步侵入漠南，入寇蒙东通辽折冲府。由此，太宗皇帝决心亲征漠南，保卫皇家陵寝，顺准战争爆发。

11.1. 乌兰布通之役

宁盛廿六年（1690年）四月，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命汝王（追赠）刘宗敏之子、汝国公、五营权将军刘嗣兴领衔，统领五营兵两万，宁王（追赠）吴三桂之子、宁国公、辽宁制将军吴应熊领府兵一万，靖安郡公李定国之子、靖侯、漠南都督、制将军李溥兴领府兵一万和漠南诸部协军一万，出击征讨噶尔丹。另外，征发直隶、辽宁两省壮丁五万、漠南壮丁两万和马匹五万助战。

同时，太宗皇帝还坚持带着年仅十三岁的皇长孙李桢出征，命太子李利留守北京监国。面对群臣的劝谏，太宗皇帝回应道，“朕自幼生于军中，十有六即领兵征讨残明，此后征西军、伐漠南、讨朝鲜、灭东虏，百战乃有天下，皇顺以武立国，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岂可为君乎！”于是，太宗执意留皇长孙于军中，随行征讨准部。不过，行军至沈阳完成阅兵后，太宗便遣皇长孙李桢回京。

六月底，两军相遇于乌兰布通地区，准军构筑“驼城”，噶尔丹命兵士依托驼城工事放铳射箭。顺军则是在队面扎营，闭守不出，等待炮队的到来。经过向欧洲诸国40多年的交流，特别是法国技师十多年的指导，顺帝国的铸炮水平已经达到欧洲中流水平，对阵以重火枪为主要火器装备的准军有着明显的火力优势。七月底，炮队到达顺军大营。八月初一，双方列队展开决战，顺军集中火绳枪和滑膛炮集中轰击驼城，至下午将驼城轰断为二，全军渡河冲击准军大营，同时刘嗣兴率重骑兵冲击左翼。傍晚，噶尔丹见败局已定，连忙组织残部逃窜，两万大军仅数千逃回科布多。此后，顺军迅速收复五原折冲府。

11.2. 克鲁伦河之役

乌兰布通之役后，噶尔丹对于尽收漠南漠北仍不死心。一方面，积极联络沙俄，请求援助；另一方面，暗中勾结科尔沁、察哈尔等部，煽动漠南蒙古诸部内部叛乱。面对噶尔丹的动作，顺廷一方面安抚漠南诸部首领，命漠南都督府协助各部平叛；另一方面，也加紧战备，先是沿黑龙江流域增设漠河折冲府（驻地漠河市）、伦河折冲府（驻地满洲里市）、安北折冲府（驻地尼布楚城），派军屯垦。宁盛廿九年（1693年），太宗皇帝调靖侯李溥兴出任黑水都督、制将军，调刘嗣兴领权将军衔出任漠南都督，在两地整军备战。

宁盛卅一年（1695年）四月，噶尔丹在沙俄的资助下，再领三万人侵入漠南蒙古。太宗皇帝决心毕功于一役，命刘嗣兴领两万府兵和两万蒙古，向西深入喀尔喀截断噶尔丹退路；吴应熊领营兵五万，自北京出击直面噶尔丹大军；李溥兴领府兵两万和女真诸部协军一万，出大兴安岭包抄噶尔丹后方。同时，调直隶、陕西、漠南、黑水、朝鲜丁壮十五万作为夫子助战，调漠南、黑水、朝鲜马匹共计十万匹运输物资。太宗皇帝决心以灭清以来最大的战争规模，力保北疆三十年太平。

宁盛三十三年形势图

另一方面，自从上次在乌兰布通被顺军炮队炸懵以后，噶尔丹就深知罗刹火器不如顺帝国货，绝不能与顺军主力对垒。与吴应熊部相遇后，噶尔丹便依托自身驼队的高机动性，向克鲁伦河（顺帝国称伦河）撤退，企图拉长顺军补给线，在运动中消灭顺军主力。然而，不巧南下的李溥兴部正好遭遇噶尔丹主力，两军对垒于伦河两岸。被缠住的准军难以脱身，胜利的太平开始偏向顺帝国。八月，顺帝国三路大军会师昭莫多，向准军发起总攻。噶尔丹力战仍不能突围，死于乱军之中，首级为李溥兴所获，三万准军非死即降。因此，李溥兴也获封晋国公，死后追赠晋王。

战后，太宗皇帝于宁盛卅三年（1697年）在上林苑会盟三音诺颜、土谢图、车臣等漠北诸部首领，同漠南例册封各部首领为乡侯/伯爵、世职果毅将军/威武将军，赐勘合准许各部朝贡、贸易。同时，在库伦设置天使府负责联络各部、协调勘合贸易。另外，顺军还借准部内乱，收复部分前明关西八卫领地，征服漠南土尔扈特、厄鲁特等部，并置安西折冲府（驻地敦煌市）。

宁盛卅六年（1700年）冬，太宗皇帝崩于北京紫禁城，享年72岁。太子李利继位，改元昭雍。

（四）昭雍朝（1701-1713年）

1.改两为元

孝宗皇帝接手的大顺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太宗一朝36年，文治武功多有建树，四方咸服，敌对势力如荷兰、准部、沙俄都被收拾一通，尚未有任何大动作。另一方面，帝国内部却开始积聚矛盾，勋贵集团不仅通过垄断外贸谋取大量利益，还暗中兼并土地、逃避赋税，同时朝中高官，尤其是军职多为刘、吴、郑、谷等五营家族把握；地方官吏也不复永昌、明德时期清廉，火耗、冰敬、碳敬等前明陋规不仅死灰复燃，甚至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最后，太宗皇帝征安南、下两洋、伐漠北、修大典、建行宫，又取消丁银，加上官僚系统的腐败，宁盛朝最后几年财政接连亏损，至昭雍元年国库存银仅剩三百余万两。经历了宁盛朝的扩张后，顺帝国急需内部调整、积蓄力量。

昭雍元年（1701年），新科进士张廷玉在殿试策论中言及，皇顺臣民纳税、贸易皆用白银，然而银两不同铜钱，交易中必须称重以衡量多寡，纳税时更需要重铸为库平银押解国库，即繁琐又增加各级官吏寻利的空间，因此请效西洋例铸银元，上利国家下便黎民。孝宗皇帝深以为然，点张廷玉为状元，同时传旨天佑阁研究“改两为元”事宜，也拉开了昭雍改制的序幕。

昭雍三年（1703年），孝宗皇帝下旨组建银元制造局，命张廷玉出任首任总办，负责铸造、推行银元事宜，将铸币权从地方收回中央。同时，天佑阁发文户政府及各地衙门，至昭雍十三年（1713年）为至，各级衙门征税、拨款、发放俸禄不再使用白银，改用银元，白银逐渐退出流通。昭雍三年底，第一批银元发行，共有一元、半元、一角三种面值，分别含银一两、半两和一钱。大顺银元正面标注面值和“皇顺银元”字样，背面则是阳刻日月三辰图案和银元铸造年份。由于制作精良，使用方便，顺银（海外称皇顺银元为顺银）成为安南、朝鲜、琉球、日本等朝贡国，乃至美洲部分国家的流通货币。

2. 耗羡归公和补俸

至宁盛朝晚期，前明官场以来的各种陋规，尤其是火耗，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在江浙等地区，甚至出现了，无论田赋、役钱还是关税、商税，凡征税银一两皆加火耗一钱二分的现象，等于民众的税负负担凭空增加了12%。孝宗改制的第一刀就砍向了日益崩坏的财政系统，自然不允许这种害国害民的陋规继续存在。

昭雍二年（1702年），孝宗皇帝便要求天佑阁研究火耗归公事宜，次年下诏在十年“改两为元”过渡期内火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二。昭雍十三年后，彻底取消征收火耗，同时银元制造局生产耗损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否则总办以渎职论处。同时，孝宗皇帝也命令都察院严查京官的冰敬、碳敬等陋规，澄清整个官场的吏治。

但是，无论是火耗还是冰敬、碳敬，都是顺帝国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孝宗皇帝多次研读洪武朝整顿吏治的材料，感叹道，“只堵不疏，千里之堤，终溃也。”前明太祖以雷霆手段惩戒贪墨，亦人亡政息。因此，在堵住官僚体系的贪腐渠道的同时，孝宗皇帝便开始着手调整官僚的俸禄体系，尤其是增加中基层官吏的收入水平，以减轻改革的阻力。昭雍四年（1704年），孝宗皇帝下旨，除正俸、职俸外，各级官吏按年增发补俸，作为收入的补充，并在之后的改革中逐步对补俸制度进行调整、完善。

3. 田赋改革

相比前明，顺帝国对于功名免除赋税限制颇多，举人以上功名方可免除百亩以内田赋，且不得免除徭役，仅可用使役钱抵免。但是，宁盛朝起便有世家大族勾结地方官吏，虚报田亩归属、数量，转移赋税负担给平民。凭借百亩免赋的政策，有的家族通过一番操作，甚至少交了数千亩的田赋。针对该现象，孝宗皇帝从两方面入手解决：

昭雍五年（1705年），孝宗皇帝调都察院、刑部、户部、大理寺四方官员组成督察组，专司丈田清户事宜，并调五营兵协助办理。督查直接向天佑阁和皇帝汇报工作事宜，各级地方官员需全力配合督察工作。另外，不同于永昌、宁盛朝丈田清户工作，昭雍清丈不仅要对目前的田亩、人口情况进行调查，还要倒查往期记录，查看是否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做到事无巨细、必符事实。昭雍十一年（1711年），经过7年的艰苦工作、引发了两户大案、打倒了一批又一批官僚，孝宗皇帝终于拿到了较准确的人口、田亩数据，为田赋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顺帝国全国共有2800余万户、约1.4亿口，开垦田亩共8.5亿亩，较宁盛末年竟查出隐田1.4亿亩、田主不符（官府登记田主和实际田主不符合）的共有1.1亿亩。这就意味着全国居然有四分之一的田赋未征、错征。

在税收制度方面，昭雍八年（1708年），孝宗皇帝下旨取消了功名免税的规定，要求士绅一体纳粮；昭雍十年（1710年），孝宗皇帝下旨户部协同各省实行摊亩入丁，每户所纳田赋按每丁所占田亩决定。两项政策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并合理分配税负。但是，这部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引爆了更大的反对浪潮，导致了奏销、哭庙两起大案。

4. 庶族与廪膳

昭雍一系列改革激化了皇室同世家大族的矛盾，同时孝宗皇帝也意图改变军中要职皆出五营勋贵的局面。于是，孝宗皇帝有意擢拔通过科举上来的中小地主及富商子弟，其中典型代表则是年羹尧、岳钟琪、李卫等人。

年羹尧，辽宁广宁人士，祖父年仲隆原为明军指挥，沈阳为后金占领后，隶属清国镶白旗。在山海关之战中，为谷可成部所俘，加入顺军。辽西之役后，作为广宁折冲府兵，定居辽宁省广宁府，其子年遐龄因功升校尉（七品）。年羹尧，于昭雍元年（1701年）中武举进士，昭雍三年（1703年）便外放西北任职威武将军（四品），负责防备准部进犯。其后，在改土归流、抗准援藏、青海之役中屡立战功，终于昌德年间升任五营权将军，封兰国公。

岳钟琪，陕西（甘肃）永泰人士，其父为永泰折冲府兵，第一次顺准战争中因功授掌旅（六品）之职。昭雍九年（1709年），岳钟琪中武举进士，三年后也外放西北任威武将军。在抗准援藏、青海之役、金川之役中屡立战功，于昌德年间升任五营权将军，封武威郡公。

李卫，江苏铜山人士，家中经商，昭雍十二年（1712年）中文举进士在缉查走私、整顿海运、巡视地方等方面颇有建树，于昌德年间入职天佑阁，后成为首辅。

同时，一方面为缓解因取消功名免税带来的民（地主）怨，另一方面为支持中小地主、富农、小商人子弟参与朝政，孝宗皇帝于昭雍九年（1709年）设立廪膳制度，规定凡取得秀才以上功名，却未出仕或出任吏员者，可于户籍所在县衙按月领取一元两角作为廪膳。此后，众多中小地主、商户、小军官子弟进入朝廷，顺帝国的基本盘得到极大扩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的进程。

5. 昭雍四大案

孝宗皇帝的改革沉重打压了既得利益群体，但是也激化了朝堂内外的矛盾，从而注定改革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相反，整场昭雍改制引爆了两户、奏销、哭庙、伪书四场大案，牵涉官吏之多、影响朝堂之深，堪比前明洪武年间大案：

5.1. 两户案

昭雍六年（1706年），朝廷督查在江苏清户丈田时发现许多人家丁口、田亩难以对应、时多时少，暗中彻查之后，居然发现地方大族勾结衙门官吏，制定了两套户口体系。征缴田赋时便用田户，上面记载该户人多地少，生活困难，官府便酌情减免赋税；安排徭役时便用丁户，此时该户又变成人口稀疏，难服徭役。由此，督查称该问题为两户案。

情况上报皇帝和天佑阁后，孝宗下旨务必彻查江苏全省户籍（黄鳞册）体系，势必理清脉络，凡涉事官吏盖不姑息。由此，引发了两户大案。两户案的调查、审理历时两年，其间涉及官员达两百余人，涉事吏员则更是上千人，整个江苏官场为之一空。甚至宫中人物也有涉及，曹雪芹祖父、应天织造曹寅也因兼并土地、勾结官吏、制作两户等罪被革职抄家。

5.2. 奏销案

昭雍五年（1705年）以后，与清户丈田、倒查账册同步的则是追缴欠赋。由于皇顺对于地主豪强的催科远胜于前明，同时永昌废奴后佃户获得人生自由，导致豪族难以将加征的税负全额转嫁给农民。在永昌、明德年间，各大豪族还只能硬着头皮纳税，至宁盛后期则是逐渐开始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最常见的手法则是通过两户，富户装作穷户，拖欠赋税。顺廷起自草莽，深知把底层农民逼急了的后果。所以，往往就此免除“穷户”的赋税徭役，这批世家大族也由此获利。

两户案发后，朝廷查出众多世家大族积逋赋税，更有甚者田赋、役钱积欠十余年，总数折银竟达数万两。昭雍六年（1706年），孝宗皇帝下旨，要求各户限期清缴积欠税银，然而江浙两省官员居然联名上书，称欠银数额巨大，一次缴清恐多户人家只得变卖祖产，甚至鬻妻卖子，垂请天恩，减免欠银。就连多位督查也上奏，乞求皇帝开恩，切勿激起民愤。孝宗皇帝深感反对势力的强大，不得不妥协，要求各户限期一年清缴昭雍元年以来欠银，宁盛年间所欠税赋既往不咎。

但是，截至昭雍八年（1708年）中，江浙皖赣四省仍有大量富户未清缴欠银，总数达二百余万元。督查反应到，欠款富户家中多有功名、出仕者，地方官吏忌惮其身份，亦不敢催缴。孝宗皇帝震怒，命此间富户必于今年内缴清税银，否则有功名者除其功名，出仕者革职查办。此后两年内，计共计除名举人及以上功名者近千人，罢黜官员达三百余人。

5.3. 哭庙案

由于催缴欠银、奏销大族功名，顺帝国的统治在江南激起了各科举世家的抵制。昭雍八年八月十九日，本应在应天府、杭州府举行的乡试居然无一人参与，江南士子们齐聚孔庙，哭庙抗税。控诉顺廷有辱斯文，居然让士族和草民一同当差纳粮，甚至催科抄家，不愧流寇出身。更有甚者，搬出朱子牌位，指摘李顺逼死前明崇祯帝，以臣弑君、以子弑父，大逆不道。

两省节度使、学政及翰林院官员都前往孔庙对士子们进行劝说，然而并无效果。相反，至第二天士子甚至走出孔庙，在两城街头宣传他们的悖逆言论。督查和两省官员的忍耐达到极限，立刻命令差役逮捕为首三十余名士子，驱逐剩余闹事者，其间亦有十余人被官差打死打伤。

九月，孝宗皇帝收到两省奏报，下旨将为首三十四名士子革除功名、流放黑水都督府，两省于十月再举行乡试，凡未参加士子一律除名流放。另外，抄没为首者家产，族人一律流放黑水、漠南垦荒。同时，对于士子搬出朱熹牌位的行为，孝宗深感意s形态斗争的紧要，连下数旨并要求天佑阁、翰林院发文，驳斥朱熹异端邪说，称朱熹为人不端（通j儿媳）、传播妖言、蛊惑人心，并于昭雍十年（1710年）夷平朱熹陵寝，鞭打其牌位。此后，理学被批烂批臭，彻底没落。

5.4. 伪书案

昭雍十年后，对于改制明面上的反对逐渐平息，孝宗皇帝似乎获得了斗争的胜利。但是，民间却暗流涌动。昭雍十一年（1711年）起，顺帝国市面上开始流通一本名为《宫闱秘闻》的杂记，其间多收录李顺皇室的秘闻，甚至包括太祖皇帝、邢氏和高杰之间的狗血往事。更有甚者，书中还记录了毫无根据的风闻，例如孝宗皇帝为了夺位毒杀了太宗皇帝宠爱的第八子楚王（实际上楚王活到了昭雍元年，染肺结核而亡）；太子搞大了一家人进京赶考的年氏（实际上太子第二年才纳年氏为侧妃），孝宗皇帝被迫点年羹尧为进士等等。然而，这本《宫闱秘闻》还被改编为话本，在各大城市酒肆茶楼，任由评说。加之，顺人无论士子官宦，还是贩夫走卒，都酷爱听评书、相声，导致这类谣言弄得全国皆知，俨然如同事实。

昭雍十二年（1712年），孝宗皇帝听闻此事，一时间竟气得晕厥。但是，随后孝宗皇帝的处理却显得十分冷静，首先让人彻查此书作者乃是何人，然后下旨澄清事实，驳斥异端邪说，将此书定性为伪书，进行禁绝（然而民间早已流传开来，至共和国时期甚至有多种版本）。当年，此书作者程静便被寻到，押解京中。孝宗皇帝将此人送到宫内，面谈驳斥。程静原本是浙江籍秀才，家中良田万亩，然而因抗拒改制而被抄家除名。因此，程静怀恨在心，编造了《宫闱秘闻》。

面对孝宗皇帝，程静称道，“有闻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未闻与黔首共天下者”，以暗喻李顺流寇作风。孝宗皇帝则是回应道，“太祖皇帝废奴，所为者，天下子民，无论贵贱，皆朕之子民，所谓敬天爱民者，既爱士绅，亦爱小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敬天爱民者，混入一体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此后，孝宗皇帝命翰林院著《大义觉迷录》，详细阐述了皇顺的主流意识形态——“敬天爱民”，即爱士绅亦爱草民，皇顺法理尽在民心。

然而，顺帝国始终陷于与士绅的斗争，孝宗朝以后改革也多有妥协，孝宗皇帝至死也未真正战胜自己的敌人，更未让顺帝国千秋万代。只可惜他早生了百来年，不然德国有个大胡子也许能告诉他为什么。昭雍十三年（1713年）秋，连续十三年007的孝宗皇帝在天津蓬莱宫猝死，享年59岁。太子李桢继位，改元昌德。

（五）昌德朝（1714~1763年）

孝宗十三年的爆肝工作，为顺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底子。财政制度的改革，革除了前明以降混乱的财政体系，相对合理地分配了税赋负担；至昭雍十三年（1713年），朝廷岁入3800余万元，较昭雍元年增长近千万元；国库存银达4000万元以上，较昭雍元年增长3700万元。货币制度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从根源上杜绝地方政府通过铸币权寻租。同时，银元的发行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和金融运的发展，为日升昌、明寿堂等金融机构的崛起奠定基础。在科举上对于中小地主、富商等庶族的支持，则是遏制了永昌以来勋贵集团的扩张以及士绅大族势力的抬头，大大扩充了顺帝国的执政基本盘，此后直到戊午革命前夕，中小地主、富农和大商人都是顺帝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后，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明确了朝廷的执政理念，也树立了李顺皇室在庶族中伟光正的形象。至此，顺帝国前中期的政治架构彻底完成，之后则更多是对小地方的修修补补，直到熙元维新。由于孝宗的励精图治，财政上的充裕和政治上清明，顺帝国进入了持续70多年、横跨了昌泰长三朝的战略扩张期。

1.抗准援藏 昌德三年（1716年），准格尔新汗策妄阿拉布坦假意进攻安西折冲府、蒙西诸部，实则声东击西进入藏地，并于次年灭亡和硕特汗国、占领拉萨，时任达赖阿旺伊西嘉措被囚于药王山。其余布达拉宫僧众多出逃青海罗布藏丹津处，罗布藏丹津对外宣称阿旺伊西嘉措已死，寻来其转世灵童格桑嘉措，并遣使求援顺廷，出兵驱逐准部乱军。昌德五年（1718年），班禅亦遣使北京，乞求中原文殊菩萨大皇帝发兵惩戒准部。

此时，顺廷朝堂却分为两派，以勋贵、江南世家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雪原行军困难，用兵糜费甚多，且准部亦未侵入顺帝国境内，前后藏不过天朝藩属，不易擅起兵戈；诚宜遣使调解，准部若不服，则援助罗布藏丹津护送七世达赖返回拉萨（内心os：反正又没打到内地，也没扰乱朝贡贸易体系，关我屁事）。而以年羹尧、岳钟琪为代表的新晋军官却有着相反的意见，唐时吐蕃同时占据西域和西番，对中原形成巨大威胁，甚至一度占领长安；何况，西域、雪原、漠南、漠北皆奉黄教，若达赖、班禅皆入准部之手，则青海、河西、蒙古诸部皆危；天朝应立即发兵雪原，会同罗布藏丹津护送七世达赖回拉萨坐床。

正置仁宗皇帝踌躇之时，汝国公之子、汝南郡公刘盛上表称，昔伪清入寇漠南、朝鲜，前明身为宗主，皆作壁上观。至崇祯末年，伪清已三面合围前明，松锦大战九边精锐折半，若非太祖皇帝血战山海关，中原岂非腥膻？今准部恰似满洲，不可不防也。仁宗皇帝自小随太宗长大，深知伪清的可怖，终于下定决心，抗准援藏。

昌德六年（1719年），仁宗皇帝下旨，命年羹尧、岳钟琪领兵自青海、四川两路出击，会同罗布藏丹津抗击准格尔乱军，扶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返还拉萨。次年，顺军会师拉萨，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狼狈而逃，率残部逃回伊犁，抗准援藏宣告胜利。同年，格桑嘉措被正式册封为七世达赖，罗布藏丹津获封安多汗、青海王，同时在拉萨设天使府，负责联络中原与雪原。

2. 皇顺太平洋公司

早在17世纪，西洋各国探险家就已经发现澳大利亚，但是却未有人在上面定居。宁盛年间，平王（追赠）郑森巡视寰宇，也曾路过澳洲，但是该地一片荒芜，连土人都没有多少，自然也无心进行开拓。昌德五年（1718年），一艘李顺皇室所属的商船出海前往印度贸易，却在南海莫名迷航。之后一路偏航，居然驶向了现实的西澳州博丁顿一带，通过当地土人得知，该地居然存在大金矿，船长于是将此地命名为金山港。离开金山后，商船沿着澳洲大陆航行，直到行至东澳地区，发现该地气候温润，十分宜居，船长将现实的悉尼命名为新乡。次年，船队终于返回广州，并将此时汇报给仁宗皇帝。

不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君主，仁宗皇帝自幼随太宗皇帝长大，十三岁时便随大军出征漠南，因此也心向汉武唐宗的功绩，颇有开疆扩土的想法；另外，仁宗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蓬莱宫中渡过，除了学习儒家经典、兵法武艺之外，还大量接触了西学，甚至身边还有两位英法来的师傅。由此，仁宗皇帝居然掌握了拉丁文、英语、法语，对于西方历史文化、世界地理、乃至天文高数都有所了解。也因此被太宗皇帝称为好圣孙。

有着全球视野的仁宗皇帝，自然知道澳洲这片土地的珍贵。当下，大西洋、小西洋多被西洋诸国抢占，甚至连马六甲、巴达维亚和吕宋也被荷西两国殖民，唯独太平洋地区被西洋诸国轻视。没想到如今天佑皇顺，居然让自己发现如此一片宝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不过，这澳洲远隔万里，若是把拓殖这是摆在朝堂上说，估计那些腐儒又会说自己好大喜功，不仅开拓澳洲会被耽搁，要是走漏风声让西洋人先动手就完了。另一方面，太平洋地区西洋各国投入的资源十分有限，土人又孱弱不堪，仅需百余武装人员便可控制大片土地。

因此，仁宗皇帝也仿效荷兰、英法东西印度公司先例，招纳刘、高、谷、袁、郑、吴等勋贵家族，于昌德七年（1720年）一同出资设立了皇顺太平洋公司，负责探索、开拓、殖民太平洋地区，尤其是澳洲。由此，既可以绕过天佑阁和朝廷，更快速、便捷的对太平洋地区进行开拓；还可以将所获的收益大部分揽入内帑，而不是把银元交给文官政府；还可以笼络勋贵集团，缓和昭雍以来皇室和五营勋贵之间的对立局面，巩固自己的统治。昌德八年（1721年），太平洋公司携带从广东招募（拐骗）的一千无地游民再度启程前往澳洲，随后在金山、新乡二地设立殖民点。从此，金山矿产成为李顺皇室重要财源，太平洋地区也成为顺帝国输出过剩人口、缓解人地矛盾的出口之一。

3. 青海之役

昌德七年（1720年），顺廷协同罗布藏丹津抗准援藏成功后，罗布藏丹津多以拉藏汗继承人、“藏王”自称，期望统辖高原全境。但是，顺廷仅册封其为“安多汗”、“青海王”，并没有给与其在藏地的世俗统辖权。对此，罗布藏丹津多有不满，一方面多次遣使北京，请封藏王；另一方面，也暗中勾结青海蒙古诸部，企图叛乱。

昌德十年（1723年）六月，乘西北总督（宁盛年间设立，统领漠南、陕甘、青海多地军务，专司防御准部）回京述职之际，在策旺阿拉布坦应援下，罗布藏丹津自称“达赖浑台吉”，公开起兵反顺，袭扰西宁、河州多地。七月，仁宗皇帝命凉山侯（平定大凉山彝乱有功受封凉山伯，抗准援藏有功封凉山侯）、四川制将军年羹尧为西北总督，领四川、陕西（含甘肃）两省府兵前往平叛。

九月，年羹尧领两万府兵、青海蒙古协军三千进抵西宁，双方正式交火。十月，利用火力优势（经过多年学习仿制，昌德年间顺帝国铸炮水平已经达到欧陆一流水平，在东亚炮战无人能及），顺军打退围攻西宁的叛军。十月，年羹尧分兵三路，一路驻守河西走廊，严防准部乘乱入寇，与叛军合兵一处；一路由自己率领，平定参与叛乱的青海诸部；最后一路由陕西制将军岳钟琪率领，深入敌后，截断罗布藏丹津退路。腊月，年羹尧部与叛军激战于郭隆寺，斩首六千余。次年二月，逃窜的罗布藏丹津在柴达木与岳钟琪部相遇，一番困兽之斗后，着妇人服装弃军而逃，投伊犁策旺阿拉布坦。顺军在战斗合追击中歼敌、俘虏超三万人，青海之乱正式平定。

昌德十二年（1725年），仁宗皇帝下旨设西蕃都督府，驻地西宁，统辖青海蒙古诸部，诸部同漠南例，首领封乡侯/伯爵、世职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需履行纳贡、服役等义务；设甘肃省，省城兰州，作为对抗准部的前进基地。年羹尧、岳钟琪因平定罗布藏丹津有功，分别封兰（县）侯、临洮（乡）侯。

4. 漠北之役

昌德十四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次年，噶尔丹策零在沙俄的支持下，发起对漠北诸部的袭扰，兵锋直指库伦。 漠北天使府和受封诸部首领多次与信顺廷，请求救援。昌德十六年（1729年）春，仁宗皇帝决心出兵平叛，命年羹尧、岳钟琪领营兵两万、漠南漠北蒙古协军两万，前去解围库伦。噶尔丹策零见顺帝国大军来袭，一路向西撤退至察罕廋尔（今乌利雅苏台），与追击的顺军激战。由于，千里奔袭，所仪仗的炮队未至，人数占优的顺军（3万对2万）仅与准军战平，双方各自造成数千伤亡便撤退了事。

消停两年后，昌德十九年（1732年）夏，噶尔丹策零率兵3万，潜至杭爱山厄得勒河（依德尔河）地区，攻掠喀尔喀首领哲卜尊丹巴领地。驻扎库伦戒备准部的顺军驰援哲卜尊丹巴，双方初战于塔米尔城（今车车尔格勒西南）牧地。准军恐顺军炮队前来支援，不敢恋战，仅两日便向东南转移。顺军持续追击，至喀喇森齐泊，激战二日屡捷。继追至杭爱山南麓，顺军将准军堵截在光显寺一带，双方展开决战，在陆续抵达的炮队支持下，顺军大胜，击杀准军过万人。噶尔丹策零率残部乘夜拼死突围，尽弃辎重牲畜塞满山谷，迟滞清军前进，自鄂尔浑河逃遁。

两年后，噶尔丹策零向顺廷请和罢兵，至死再未主动进犯顺帝国势力范围。昌德二十二年（1735年），年羹尧、岳钟琪累功晋瀚海郡公、洮侯。

5. 经略南洋

昌德廿一年（1734年），噶尔丹策零请和罢兵后，顺帝国迎来了尽二十年的和平期，整个北方边境保持安宁。同时，昭雍改制后的积极影响一直延续，使得皇顺国力爆发式的增长。至昌德二十五（1738年）第四次清户丈田，全国共有近3900万户，1.9亿口，田地11.2亿亩，同时国库存银达到前所未有的七千万元，连仁宗皇帝的内帑存银也超过了一千万元。

北疆安宁、国库充裕，也为仁宗皇帝的一直以来的理想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与西洋人的积极接触，仁宗皇帝深知地球之大，同时无论小西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是西洋人竞技的舞台，顺帝国作为后来者，难以涉足。但是，仁宗皇帝一直想要将东洋（现实太平洋第二岛链以东海域）、太平洋沿岸地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中南半岛、印尼群岛以及澳洲，目前顺帝国都还未完全掌控。仁宗皇帝准备建立的是以中原为核心，囊括西域、蒙、藏、南洋诸国、澳洲、美洲西海岸、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超大朝贡体系，真正的“远迈汉唐”。当然，这个想法并不是仁宗首创的，相反却是太宗这位前半生在马背上渡过的皇帝传递给仁宗这位“好圣孙”的。虽然，并没有标志性的政策文件，后世史学家将顺帝国持续宁盛、昭雍、昌德、泰安、长善五朝对南洋的经略政策统称为“南洋战略”。其中，昌德一朝取得两大突破性进展--吕宋建国和第一次顺缅战争：

5.1. 吕宋建国

昌德卅一年（1744年），西属菲律宾爆发了达俄辉起义。次年，起义军占领哈格纳田庄，在山区开辟根据地。同年，消息传到顺廷，仁宗皇帝感觉这是拔除西班牙在南洋势力的良机，特别是金山港开辟以来，盘踞吕宋一带的西班牙人多次劫掠自己的运金船，甚至还图谋夺取金山港。于是，当机立断先从内帑拨付银元，命人购买武器装备援助达俄辉义军。此后，义军势如破竹，至昌德卅三年（1746年），已经接连攻陷多座城市，兵锋直指马尼拉。同时，达俄辉也正式以吕宋总督的名义遣使朝觐顺帝国皇帝。

面对完全丧失菲律宾殖民地的危机，日薄西山的西班牙王国却无力支援殖民地军方。殖民地总督被迫求援荷兰东印度公司，答应援救成功后“共享”菲律宾殖民地。荷兰东印度公司自从安南之役后，多次收到顺廷打压，接连失去了日本、安南、广南等市场，几乎被赶出了朝贡圈市场。因此，决心奋力一搏，再与顺帝国大战一场，以求恢复失去的市场。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打击走私为由，多次攻击、扣押向达俄辉方输送物资的顺帝国船只。同时，以雇佣兵的名义，派军支援西班牙殖民地。

昌德卅五年（1748年），瀚海郡公、五营权将军年羹尧深知仁宗皇帝对吕宋的重视，以69岁的高龄主动请缨，挂帅征西班牙，统领水师大小船只一百余艘、府兵一万、安南和广南协军五千出征吕宋。不过，具体作战方略却是汝南郡公刘盛第四子、昌德卅一年（1744年）武举进士、年仅二十四岁的威武将军刘钰草拟，吕宋之役也将成为他的成名之战。昌德卅六年（1749年），顺帝国水师在锡布延海战中全歼荷西舰队（经过多年的技术交流，顺帝国的造舰水平已经达到欧洲二流水平，对付殖民地军方还是绰绰有余的），取得制海权。

次年春，马尼拉之战中，荷西联军投降，西班牙殖民势力彻底退出菲律宾。东印度公司选择与顺廷议和：一、赔偿顺帝国军费一百万银元；二、保证不再袭击顺帝国商船（尤其是皇家的运金船），严厉打击劫掠活动；三、承诺不在澳洲进行殖民活动；四、向顺帝国完全开放马六甲海峡，允许顺帝国船只自由进出马六甲、巴达维亚和苏门答腊进行补给、贸易。同时，年羹尧因征吕宋有功，封兰国公，死后亦追赠兰王。昌德卅八年（1751年），顺廷正式遣使册封达俄辉为吕宋国王，赐汉名李朝顺，改都城马尼拉名为定南城，并设天使府进行联络。

5.2. 第一次顺缅战争

18世纪中叶，统治缅甸的东吁王朝衰落，众多缅甸控制下的土司请求纳贡内附于顺帝国。昌德十六年（1729年），整迈土司上表内附，仁宗皇帝准许，同蒙古、女真例，封整迈伯、世职威武将军。此后，缅甸所属的木邦、掸邦地区土司多脱离东吁王朝控制，内附称臣于顺帝国，以求纳贡、服役，从而获得贸易勘合。

昌德二十七年（1740年），盘踞勃固一带的孟族人叛乱，并于昌德卅三年（1746年）遣使朝贡仁宗皇帝，孟人表示愿意承认顺帝国对于掸邦、木邦一带的羁縻统治，以换取中原皇帝对于孟族政权的支持（孟族是缅甸南部的少数民族）。仁宗皇帝应允，赐孟族首领金册金印、服饰仪仗，许其纳贡以换取勘合，同时援助孟族大量火枪、火炮。昌德卅七年（1750年）底，孟族攻占阿瓦城，推翻东吁王朝，建立后勃固王朝。然而，昌德卅九年（1752年）雍籍牙便带领缅族人在牟河到亲敦江下游一带建立“贡榜王朝”对抗孟族人的统治。昌德四十一年（1754年），贡榜军在胶克西之役中打败勃固军，逼近阿瓦城。孟族遣使求援中原皇帝，但是此时顺帝国正在备战平准，并被应允出兵，只是再援助了一批军械。次年，孟族退出阿瓦城，放弃对上缅甸的统治，贡榜与勃固进入南北对峙。

同时，在贡榜崛起的过程中，贡榜军多次袭扰内附土司，甚至要求掸邦、木邦土司缴纳花马礼，云南制将军亦多次遣使斥责雍籍牙，不过贡榜方都充耳不闻。昌德四十三年（1756年），贡榜军攻占下缅甸重镇达贡，勃固再度遣使顺帝国，垂请天朝干涉。仁宗皇帝遣使缅甸调停双方冲突，并告诫贡榜方不得袭扰内附土司，勿谓言之不预也。雍籍牙未作任何表示，于次年发起对下缅甸重镇沙廉的攻势。同年，仁宗命鹰娑伯刘钰（灭准有功封鹰娑伯）出任云南制将军，设牙帐、编练牙兵，准备出击缅甸。昌德四十五年（1758年），正在贡榜军猛攻孟族最后据点勃固时，刘钰率牙兵五千、府兵五千和土司协军三千进入缅甸，一路势如破竹，直抵贡榜（今瑞波）。雍籍牙急忙回防，却遭勃固军埋伏，损失惨重，不得不负荆请罪顺帝国，罢兵求和。次年，在顺使的调停下，贡榜和勃固分别统治上下缅甸，第一次顺缅战争结束。同时，顺帝国在勃固设置天使府。

6. 金川之役

征抚西军之时，顺帝国亦按前明例招抚川西土司，授威武将军世职，允许土人自治。太宗朝则如漠南例，册封各部首领为伯爵，赐勘合准许同中原贸易，各部亦需纳贡、服役。昌德廿九年（1742年），俊拉（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顺廷准许其弟色勒奔细承袭威武将军职、俊拉伯爵。昌德卅二年（1745年），色勒奔细奇袭金川（小金川）土司，生擒威武将军泽旺。其后，又将自己女儿嫁给巴旺土司，企图控制巴旺地区。同时，四川制将军张广泗遣使责难色勒奔细，要求俊拉方释放泽旺，归还金川。色勒奔细并未理睬，反而于昌德卅四年（1747年）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明正土司。四川制将军张广泗上报北京，请求发兵惩戒俊拉土司，仁宗皇帝准奏，命张广泗领四川府兵出击金川，惩戒色勒奔细。

同年五月，张广泗点齐四川府兵（理论上）两万、嘉戎协军一万出击金川。但是，西南地区府兵自安南之役后，已经五十年未经战争，早已退化成为民兵水平，同时川西地势险峻，顺军最为依仗的火炮难以运输。至八月，顺军在独松碉寨面前顿足两个多月，依然难以攻克。张广泗只得移师回撤，稍为休息，待第二年开春之时再战。昌德卅五年（1748年）春，俊拉兵突然发难，奇袭顺军，连克数堡，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仁宗皇帝震怒，撤张广泗四川制将军职务，任命洮侯岳钟琪为四川总督，整军备战，专职负责金川事务。

岳钟琪到任后，经过调查、走访，发现四川府兵已是难堪大用，上表请调陕甘两省府兵支援，同时招募川西土人组建牙兵，以适应高原环境。仁宗皇帝准奏，命岳钟琪设立牙帐，募牙兵五千、调陕甘府兵一万、营兵一万、嘉戎协军一万以及云贵府兵五千，准备出击进剿俊拉土司。次年春，牙兵初成，岳钟琪发兵进剿金川。不同于张广泗逐一拔除战碉的策略，岳钟琪选择以府营兵、协军正面迎击，在用牙兵奇袭，舍战碉而捣贼巢。昌德卅六年（1749年）十二月，岳钟琪偷袭成功，五千牙兵绕过碉楼，直取俊拉，生擒酋首色勒奔细、郎卡叔侄，押往党坝军营枭首示众。次年春，金川之役基本结束，顺廷在原俊拉、金川、革布什咱、明正等土司辖地改土归流，设置抚边、绥化两折冲府，驻军屯垦。同时，岳钟琪因平叛有功，晋五营权将军，封武威郡公。

7. 平准之役

昌德卅七年（1750年），准部大汗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扎篡位。昌德卅九年（1752年），沙俄扶持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和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推翻喇嘛达扎尔统治，喇嘛达扎尔被杀。两年后，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领其部众两万余人投降顺帝国，乞求中原大皇帝助其复国。

朝堂之内再度分作两派，江南士族和五营勋贵皆认为，自昌德廿一年（1734年）噶尔丹策零请和以来，西北边境安宁，准部也顺服，没必要介入其内部纷争；同时，准部地处西域，陆路补给靡费甚多，即使以武力降伏，也难长久统治；何况，如今陆上丝路闭塞，统治西域得不偿失；诚宜资助阿睦尔撒纳物资、军械，任其自行处置内部事务即可。与之对应，新兴的庶族军官与西学派则纷纷认为，如今准部大乱，汗位几番易主，人心浮动，正是一劳永逸解决准部之患的时机，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同时，沙俄与准部多有勾结，且自彼得老汗改革之后，俄罗斯国力日盛，若是再让准部沦为其傀儡，西北危矣。其中，新锐军官、西学派的代表定南子（吕宋之役因功封子爵）、果毅将军刘钰也力挺出击西域，毕功于一役解决准部，同时也震慑沙俄，不得染指中亚。仁宗皇帝思量再三，决心出击西域、平定准部。

昌德四十一年（1754年），仁宗皇帝封阿睦尔撒纳为定西制将军，领所部两万人和蒙古协军一万自乌利雅苏台出击；陕甘总督黄廷桂（由于黄年事已高，实际军队指挥权在年羹尧之子年熙和刘钰的手中）领两省府兵两万、营兵一万自安西折冲府出击，共讨达瓦齐。由于准部内耗已久，且几番汗位易主皆非合法，导致各大封建主与准部离心离德，顺军自安西折冲府出发直到伊犁，居然畅通无阻。达瓦齐更是闻讯便逃亡乌什，却被乌什城主霍集斯献给顺军。

昌德四十二年（1755年），准部初定，顺帝国便将原准格尔辖地差分四份，册封四位汗王管理，并设哈密、定西（驻地吐鲁番）和迪化（驻地乌鲁木齐）三折冲府，驻军屯垦。对于被封为和硕特汗、定西王，这与阿睦尔撒纳假顺兵复国的想法大相径庭，阿睦尔撒纳心生怨念，暗中策划谋逆。在启程进京朝圣的途中，阿睦尔撒纳突然发难，转向疾驰夺下伊犁，之后再席卷天山北麓，兵锋直指迪化。驻守迪化的刘钰当机立断，领守军突围撤往定西与年熙合流，途中还击杀阿睦尔撒纳追兵数千，成功阻断阿睦尔撒纳攻势。合兵之后，刘年二人商议，决定由年驻守定西，阻击阿睦尔撒纳主力，刘钰领兵五千奇袭阿睦尔撒纳大营。昌德四十三年春（1756年），刘钰部越过天山，千里奔袭直扑准军大营，生擒阿睦尔撒纳。命人押送阿睦尔撒纳前往定西大营后，刘钰乘胜追击，抵达喀什噶尔，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大小和卓部，方才班师回朝。

次年，顺廷增设伊犁、喀什两折冲府，并置西域都督府，驻地迪化，持续近70年的顺准战争终以顺帝国的胜利宣告结束。同时，刘钰因平准、平叛累功晋云南制将军、封鹰娑伯。

8. 精罗王朝

自从太宗皇帝以拉丁文DOMINUS ET DEUS作为大顺天子在西方的称呼后，李顺皇室就喜爱以东方罗马自居，其中精通拉丁文、法语、英语三门外语的仁宗皇帝更是一位精罗皇帝。除了在蓬莱宫1：1复原了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外，仁宗皇帝还在蓬莱宫仿建了君士坦丁凯旋门（扬烈门）、罗马浴场（玉清池）、万神殿（登霄殿）等古罗马建筑，甚至还根据传说中的哈德良离宫修建了占地100顷的蓬莱宫北苑。同时，仁宗皇帝私下也酷爱cosplay古罗马皇帝，还给自己取了图拉真的拉丁名。另外，仁宗皇帝也喜欢在浴场召见重臣，以示恩宠，被世人戏称为“玉清承恩”。精罗的传统还在李顺皇室流传下来，之后的历任大顺天子都会根据古罗马皇帝的名字给自己取拉丁名，作为与西洋各国交往时的署名，比如成宗皇帝的拉丁名就是哈德良、宣宗皇帝则是君士坦丁。后世的网民则戏称顺帝国为“精罗王朝”。

ps. 这段纯属个人恶趣味，哈哈。

9. 牙兵制度

牙兵制度最早起源于昌德廿三年（1736年），顺帝国为加强对西蕃都督府控制，增设了祁连折冲府（驻地青海祁连）、久治折冲府（驻地青海久治）和玉树折冲府（青海玉树市），同时对原和硕特汗国的余孽进行清缴。但是，久治、玉树两折冲府气候恶劣，难以屯垦，时任西蕃都督岳钟琪请旨招募番兵戍守两地。不过，番兵不事农桑，不宜授田屯垦，岳钟琪认为可以仿效五营兵例，按月给饷。但不入军户，按需募集，事毕则给银遣散。此后，顺帝国在对川西、青藏、缅甸等地理、气候迥异中原地区用兵时，多授权将领设立牙帐，募集土人组建牙兵，以适应当地环境。但是，为防止将领拥兵自重，牙兵多在战事结束后，朝廷便会给与遣散银，就地解散（由于汲取了前明兵变的教训，顺廷宁肯劫掠士绅，也不拖欠兵士饷银）。该制度在镇压洪秀全的同济会运动中被发扬光大，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纷纷设立牙帐，招募以淮军、湘军、楚军等称呼的，并按西洋操典训练的牙兵。这些牙兵在熙元维新的过程中，与府营兵改组为近代化的新军，替代了陈腐的府营兵军事体系。

10. 红楼梦

若论昌德朝文盛之举，则怎么也绕不开《红楼梦》一书，在昌德当朝便被世人称为“千古唯二奇书”，就连仁宗、成宗、宣宗和宪宗诸帝读罢也称叹不已。该书具体成书时间已不可考，大致推测是在昌德中后期。根据共和国时期学者胡适之考据，作者应该是原应天织造局总办之孙曹雪芹，不过一说是曹雪芹叔父曹頫。但是，根据可考据的资料，最早交出红楼梦一书稿件的确是曹雪芹其人。该书一经出版，便火爆整个朝贡圈，甚至在泰安朝还被书商翻译成了英文、法文、日文等版本，远销海外，进一步加强了欧洲的“中国热”。

关于书中内容的原型，也是争议颇多。有的学者认为，该书就是描写了曹家的兴衰往事；有的学者却认为，该书是糅合吴、郑、年、甄（仁宗皇帝宠妃熹贵妃甄氏娘家）以及曹家等多个勋贵家族的往事，从而写就了一系列的故事；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曹家乃是江南士绅出身，曹雪芹写就红楼梦就是为了隐晦地怀念前明。由此，对于红楼梦的考究，也促成了一门新的学问——“红学”的诞生。不过，不同于现实的是，《红楼梦》一书在曹雪芹生前就得以发表，红楼梦的大火也帮助他实现名利双收，安度人生最后几年。

11. 闯关东、走西口与下南洋

孝宗皇帝的改革有效抑制了国内土地兼并的进程，但是也无疑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顺帝国的统治，典型代表就是哭庙、奏销、伪书三案。仁宗皇帝继位后，便逐步缓解与勋贵、士绅集团之间的对立，也放松了对土地兼并的监管。然而，顺明两次易鼎皆源于流民，土地问题始终是悬在李顺皇室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仁宗皇帝遍览古今中外往事，找到了一条既不得罪地主，又防止流民积聚的好方法--移民。

历经顺清战争、顺准战争的洗礼，顺帝国对于黑水、漠南两地的控制力远非前明可比，大量折冲府星罗棋布地钉在两地。同时，恰巧两地有地广人稀，偏偏天佑大顺，自宁盛后期以来，气候温润，耐旱耐贫的美洲作物也能在现实的内外套、三江平原种植。另外，仁宗皇帝认真钻研西洋历史，发现英法诸国多将国内流民、政敌流放海外，一则祸水外引，二则也开垦边境，直呼内行。

于是，在昌德朝后期，面对开始加剧的土地兼并问题，仁宗皇帝便开始施展移民大法，缓解内部矛盾。首先，仁宗皇帝同天佑阁商议制度了《皇顺拓殖授田令》，规定凡皇顺臣民前往甘肃、漠南、河湟、云贵、麓川（后增补录入）、台湾、西域（后增补录入）、黑水等地广人稀之地屯垦，三年免赋、七年赋税折半、十年后土地归开垦者所有。另一方面，再以太平洋公司名义，组织移民活动，并向移民借贷农具、种子和银元，移民分十年还清本息即可（以榨干移民最后一点价值）。另外，皇室和勋贵集团还积极在南洋开拓种植园、在澳洲开矿，并招募（诱骗）国内流民前往务工。在奉化、西贡、槟州（马六甲）、旧港、兰芳、定南（马尼拉）、金山（博丁顿）、新乡（悉尼）等多地建设唐城，后来则转型成了顺租界。

顺帝国政府和太平洋公司的协同运作，加速了国内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的进程，有效缓解了困扰前明的流民问题。据后世学者估计，自昌德后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近百年时间内，顺廷向上述地区至少移民2000万人，大大缓解了内部人地矛盾问题。同时，李顺皇室和勋贵集团通过太平洋公司也榨干了移民最后一点剩余价值，开荒屯垦的收益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皇室和京中权贵的腰包，早在和义、通宜年间，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启蒙派”（受到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儒家流派）就狠狠批判顺廷这种往死里挖人矿的行为，骂道，“虎豹豺狼止食人血肉，独夫走狗使人累世奴婢，若堕炼狱，永世不得翻身，何止禽兽乎？”

12. 启蒙思想

自17世纪后期，西洋逐渐兴起启蒙运动，昭雍、昌德二朝启蒙思想随西洋传教士、商人传入顺帝国，正好呼应了明末以降的实学思潮，部分儒士从儒学角度解读启蒙思想，尤其以西洋“天赋人权”思想诠释儒家的民本思想。这正好与顺帝国“敬天爱民”的主流意s形态相契合，得到了顺廷官方一定程度的支持。

昌德五十年（1763年），仁宗皇帝以自身年事已高为由，让位于第四子李沅（太子在昌德三十六年染天花而亡），从此长居蓬莱宫北苑，不再过问朝政。在人生的最后两年，仁宗皇帝专心著书立说。在钻研了启蒙思想后，仁宗皇帝写就了《敬爱论》一书，为顺帝国的政权合法性和主流意识形t打上了强化补丁。在该书中，仁宗皇帝回顾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分析了西洋的人权思想，得出结论，天道尽在民心，天意皆由民心而定。因此，明末之时，亿万民众皆开门迎闯王，说明天命早已由明转到了顺。皇顺天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爱民、护民，作为天下亿万百姓的保护者而存在。所谓天赋人权，而降天子以保黎民。（由此，若是黔首受到了欺压、剥削，一定是有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为非作歹，则更需要圣天子来替天行道，所以李顺皇室在这套意识形态下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后来，《敬爱论》一书流入欧洲，又反向加强了西洋的启蒙运动。仁宗皇帝完美契合伏尔泰所提倡的开明君主形象，被启蒙思想家盛赞为“哲人王”“贤王”等等。但是，此书在熙元年间也成为维新派和守旧派辩经的重要依据，间接地推动了维新变法的进程。

泰安二年（1765年），仁宗皇帝崩于蓬莱宫北苑，享年89岁。

（六）泰安朝（1764-1782年）

泰安元年（1764年），顺廷组织了第五次全国范围的清户丈田，共计户5000余万、口2.5亿余、田12.4亿亩。较昌德中期第四次清户丈田，人口、田亩皆有大幅度进步。此外，尽管历经了平准、金川、缅甸、吕宋四场大战事，国库存银依然增长到了惊人的8700余万元。泰安二年（1765年），仁宗皇帝崩于蓬莱宫北苑，成宗皇帝遵循其父遗嘱，全国凡秀才以上身份者给银两元、凡家中七十以上老者或幼子五人以上家庭给银两元，并对勋贵、高阶文官和藩邦君主亦有赏赐，共耗内帑银元500余万。但是，内帑存银仍有1000万元以上，以致于成宗皇帝叹道，“祖宗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国朝实乃远迈汉唐。社稷之盛，三代之后，未有所闻矣。”

1.第二次顺缅战争

泰安元年（1764年），缅王孟驳乘虚而入，进占泰国北部，发动对阿瑜陀耶王朝全面进攻。次年，泰王遣使顺帝国，求援中原大皇帝，但是时执仁宗皇帝丧期，顺廷并未作为明确回应。泰安三年（1766年），缅军包围阿瑜陀耶城，汉官郑信带兵突围，前往暹罗南部的占尖城（今尖竹汶府）继续抵抗缅军。郑信分析如今贡榜势大，唯有求助顺帝国，乞求天兵介入，方可复国。同年，郑信亲往顺帝国面圣，再度恳请天兵干涉。成宗皇帝也明了此时正是降伏贡榜，拓展顺廷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于是，许诺出兵缅甸，并征调勃固王朝兵士协同郑信三面合击贡榜，命兴侯刘钰（第一次顺缅战争因功封普洱侯、平定回部叛乱晋兴侯）为云缅总督统领泰缅战事。同时，令刘钰设牙帐，募集云南、木邦、掸邦等地土著，训练牙兵5000，调云贵府兵一万、四川府兵一万、营兵一万出击贡榜，并遣使勃固命孟族出兵助战，且先行援助郑信一批军械。

泰安四年（1767年）春，贡榜军攻陷阿瑜陀耶城，同时顺廷、勃固相继对贡榜宣战，合同郑信三面夹击贡榜。七月，顺贡双方战于掸邦，由于自知主力陷于暹罗，贡榜军于八月主动撤往南渡河以东的蛮结结营据守。时任云南制将军杨应据在炮队掩护下力战破营，于十一月击溃贡榜军，占领蛮结。同年十月，郑信收复暹罗王都阿瑜陀耶城，并在吞武里被拥立为暹罗国王。贡榜方见状，果断撤离在暹军队，并对南渡河以东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全力应对顺军的攻势。总督刘钰不得不驻军南渡河以东，不敢冒进。次年春，战事僵局被打破，勃固军攻破重镇达贡，贡榜方势危。同时，顺军的物资也由云贵调往前线，刘钰于是命全军渡南渡河，向贡榜发起全面进攻。郑信也明白到了全面反攻的时机，对贡榜发起反击，收复所有失地。泰安五年（1768年）六月，勃固军攻陷贡榜首都曼德勒，缅王孟驳死于乱军。至次年初，缅甸境内贡榜残余势力被顺、勃双方清缴干净，第二次顺缅战争以顺帝国的全面胜利告终。

泰安七年（1770年），成宗皇帝赐吞武里王朝国号“泰国”，册封郑信为泰国国王，更吞武里城名为“兴南城”，设天使府负责联络王室、组织科举与收集信息。并设麓川都督府，统领克钦邦、掸邦、木邦、陇川以及泰北土司，更木邦名为木州，为都督府治所。刘钰因功封木州郡公、晋五营权将军。

2. 兰芳建国

在顺廷的有意推动下，自昌德朝就有大量失地农民或被诱拐或自愿前往南洋谋生，形成下南洋的潮流。除了官方背景的太平洋公司外，顺帝国民间也成立了诸多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公司，在海外进行贸易、拓殖活动。昌德末泰安初，广东嘉应人吴元盛招揽流民在婆罗洲开辟种植园与煤矿，至泰安九年（1772年），成立聚胜公司，开始接触太平洋公司。在太平洋公司的资助下，聚胜公司迅速扩张，招揽当地土著，挤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生存空间。同年，罗芳伯与百余名亲朋漂洋过海，加入聚胜公司。但是，聚胜的持续扩张激怒了东印度公司。泰安十三年（1776年），东印度公司聚集雇佣军合当地土著一千余人征讨聚胜公司驻地东万律。在太平洋公司的援助下，罗芳伯召集华侨、土著组成军队，接受顺帝国军官的训练、指挥，成功击退东印度公司的进攻。

同年，在顺廷的支持下，东万律更名兰芳，聚胜公司改组为兰芳共和国，罗芳伯就任第一任兰芳大统制。泰安十四年（1777年），成宗皇帝遣使册封罗芳伯为兰芳节度使，统辖兰芳及周围各部共百万民众，并置天使府负责联络、科举与情报工作，正式接纳兰芳共和国作为朝贡体系一员。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于兰芳共和国的成立如丧考妣，遣使顺廷表示严重抗议。顺廷却十分乐意瓦解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殖民体系，反而加大对兰芳以及其他顺帝国侨民的支持。长善元年（1783年），在顺廷支持下吴元盛建立戴燕王国。至长善三年（1785年），顺帝国设立南洋都督府，兰芳、戴燕两国已经占据婆罗洲大部分地区。

3. 镇压西山军

18世纪下半叶，广南国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加剧，国内矛盾激化。泰安八年（1771年），阮文岳、阮文侣、阮文惠三兄弟，在西山邑建立屯寨，起兵反抗阮氏统治。至泰安十一年（1774年）夏，西山军已占据广南半壁江山，并于同年围攻顺化。广南王室、顺化天使府相继与信顺廷，声称广南局势危机，垂请朝廷发天兵救援。

成宗皇帝和天佑阁都深知广南局势紧张，不发兵救援，阮氏危在旦夕。但是，在发兵救援之前，却强迫广南国王阮福淳下罪己令，承认国内奸佞横行，上瞒君王下欺黎民，以致民怨沸腾，兵戈四起。于是，阮氏诚请天朝遣使彻查国内，清诛奸佞，以平民愤，同时也呼吁西山诸民，倒戈止武，天使自会替天行道。西山军自然不会相信这番说辞，并未给与任何回复。然而，这套流程却完美契合了孝宗、仁宗构建的意识形态体系，立住了李顺皇室平民守护者的人设。

泰安十二年（1775年）冬，顺廷发两广府兵一万、安南国协军五千，以及在安南奉化招募、训练的牙兵五千，协同水师援助广南。次年春，顺军解围顺化，挥师征讨西山军。在两军决战之前，顺军再发通牒，呼吁西山军倒戈投降，朝廷知晓西山众乃是为奸人所逼，不会追究责任，相反还会给各位授田安置（流放婆罗洲、金山、新乡垦荒）。西山军心浮动，但三阮却执意开战。泰安十三年（1776年）夏，顺军在平顺大败西山军，阮文岳战死军中，阮文侣、阮文惠被生擒。同年底，顺军清缴完西山残部，并如约并未追究部众责任，只是将西山军安置（流放）到了兰芳、金山（博丁顿）和新乡（悉尼一带）垦荒开矿。

泰安十四年（1777年），顺廷以守护（控制）广南阮氏为由，在顺化设立折冲府，驻军屯垦。

泰安十九年（1782年），成宗皇帝崩于北京紫禁城，享年66岁。太子李世嘉继位，改元长善。泰安一朝，国内局势平稳，顺帝国的综合实力得以继续增长。同时，第二次顺缅战争后，顺帝国基本掌控了中南半岛，除纳为藩属的缅甸、泰国、广南、安南、吕宋等国外，诸如澜沧（老挝）、真腊（柬埔寨）、苏禄等国也纷纷称臣纳贡，顺帝国距离完全掌握东南亚、东亚、澳洲地区只差处于荷兰控制下的马来半岛合印尼群岛地区了。

（七）长善朝（1783~1815年）

1.顺荷战争

泰安七年（1770年）郑信获封泰国国王之后，生活日渐腐朽，至统治后期完全沉迷佛教、不理朝政。权臣通銮·却克里（拉玛一世）手握兵权，严重威胁郑氏在泰的统治。不同于其父，郑信其子郑华更喜中原文化，钻研儒学多年。面对拉玛一世的威胁，郑华选择暗中联络天使府，争取天朝支持。泰安十九年（1782年），兴南城内民众暴动，拉玛一世发动兵变控制郑信，胁迫其退位。幸而郑华早已被天使府收容保护，朝中群臣拥立郑华继位泰王。拉玛一世自知篡位失败，潜逃到了曼谷，同时勾结荷兰东印度公司，准备推翻郑氏统治。

另一方面，早在泰安十七年（1780年），英国就以荷兰援助北美独立为由，发起第四次英荷战争。在与英国的战斗中荷兰节节败退，得知荷兰的情况后，成宗皇帝便有意发起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争，将荷兰人彻底赶出东南亚。只是，后来成宗病重离世，有所耽搁。长善元年（1783年），宣宗皇帝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勾结拉玛乱党为由，发起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面战争。命木州郡公、五营权将军刘钰总督南洋军务，调集水师大小船只二百余艘，两广府兵五千、安南和广南府兵三千，安南、广南、泰国、兰芳、吕宋等国协军五千，于兰芳训练的牙兵五千，自泰国、兰芳、马六甲三处发起对东印度公司的进攻。同年夏，多国联军在曼谷全歼拉玛乱党，并在婆罗洲团灭荷兰和土著联军。长善元年冬，马六甲海战中，联军水师团灭东印度公司舰队。长善二年（1784年），联军相继攻陷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和苏门答腊据点，并于同年秋包围巴达维亚城。同年冬，荷兰军献城投降，东印度公司与顺廷签订合约，史称《巴达维亚合约》：

荷兰东印度公司割让在马六甲和苏门答腊所有据点予中国 荷兰东印度公司仅允许保留巴达维亚一处商站，撤销在香料群岛所有据点 巴达维亚城为自由港，荷方不得设防 荷方需领受外贸勘合方可在巴达维亚以北进行贸易，荷方舰艇通过马六甲海峡，需事先通报顺帝国，批准后方可通行 荷方赔偿中国及各国军费银元二百万元，分十年还清，本息共计二百八十万元 长善三年（1785年），顺帝国设置槟州（马六甲）、旧港折冲府，南洋都督府（驻地兰芳）统领马来群岛和马来半岛各国、折冲府和各部。同时，刘钰因功封兴国公，死后追赠兴王。此后，在顺帝国的挤兑下，巴达维亚为本地土著攻破。长善十三年（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东南亚。长善十七年（179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告破产，正式解散。

长善中后期至和义年间，顺帝国国力达到顶峰。驻军内藩包括朝鲜、安南、广南、兰芳、戴燕、琉球六国，设天使府藩属包括喀尔喀、藏、日本、泰国、缅甸、吕宋、巴达维亚七处，太平洋公司辖地则有金山（博丁顿）、新乡（悉尼）、山阴（堪培拉），其余诸如苏禄、真腊、澜沧、廓尔喀等邦国亦定期朝贡（每年或三年一贡）。至此，宣宗皇帝实现了自太宗以来五代帝王的夙愿，顺廷构建了自马六甲海峡以东直到夏威夷的朝贡体系，前无古人，远迈汉唐。后世学者将顺帝国极盛时期称为“长和盛世”，与唐朝“开元盛世”并列为华夏封建时代唯二的全盛时期。

2. 盛世危机

正如“开元盛世”紧接着就是安史之乱一般，“长和盛世”表面繁华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土地兼并和府营兵腐朽两个问题：

2.1. 土地兼并

由于仁宗朝以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顺廷对于土地兼并的控制逐渐放松。同时，由于深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使得大运河、长江沿岸地区大量农田被兼并，由粮田改为棉田、桑田、烟田等经济作物用地。由此，产生了大量流民，或进入城内工场务工，或被拐骗到东北、西北、漠南、南洋等地，还有的则躲进山林，开荒度日。

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峻的另一个体现，则是清户丈田数据失真。长善十二年（1794年），顺廷完成第六次清丈工作，十九省共计有户6000万余，口3亿余，田12.7亿亩。相交上一次清丈数据，人口增长了5000万，但是田亩仅增长了3000万亩，说明至长善中后期，隐田问题也开始凸显。并且，直至熙元后期，顺帝国清丈的十九省田亩数长期维持在13亿亩左右。据后世学者估计，至平宁年间，顺帝国十九省范围内，隐田至少有3亿亩，六都督府辖区则至少有一亿亩。

2.2. 府营兵的腐朽

府兵制度的腐朽早在昌德朝时期便已有显现，金川之役，四川制将军张广泗征调成都、茂州、嘉定、潼川四折冲府兵定额两万，实到人数不过一万四，作战之时更是炮铳生疏、营垒不精，一遇俊拉蕃兵夜袭，便六神无主、四散而逃。以致武威郡公不得不设牙帐，以募土兵用奇取胜。之后，兴王刘钰亦主持军务，整顿国内府营兵，然而十九省多承平已久，各地府兵久疏战阵，甚至多有挂名务工者。各折冲府果毅将军亦多有吃空饷、虚报额员者，虽经整顿，仅能保证边军、营兵战力，至于腹地府兵多只能清剿盗寇，维持地方治安。

至和义朝，府营制更加崩坏，甚至连五营精锐也多有空额、操练不足的情况。最后，在通宜初年的白莲教起义中，朝廷调前锋、右翼、后劲三营额员七万三千人，实到居然不足三万人。其中，后劲一营额员二万三千人，实到居然不过七千人，营兵腐朽可见一斑。以致川楚总督不得不广募牙兵，以牙兵为主力镇压叛乱。而在之后的鸦片战争、同济会战争中，府营兵则更是不堪一击，最终在熙元维新中为淮军、湘军、楚军等牙兵构成的新军所代替。

长善卅三年（1815年）夏，宣宗皇帝崩于蓬莱宫北苑，享年75岁。太子李用毅继位，改元和义。后世关于宣宗皇帝的评价是复杂的，一部分学者认为长善初的顺荷战争将顺帝国的国力推向极盛，宣宗皇帝亦是一位有为之君；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长和年间顺帝国国势登顶只是延续了宁、昭、昌、泰四朝的趋势，与宣宗个人关系不大，相反就在同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英帝国的全球殖民网络日臻完善。

（八）和义朝（1816～1824年）

穆宗皇帝继位之时已经年逾半百（51岁），而且身体情况欠佳，朝政多出天佑阁。不过，由于国家发展的惯性，以及相对成熟的行政体系，顺帝国乃至整个朝贡体系依然在平稳运行，只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帝国的大厦已经开始出现裂缝。

首先，仁宗皇帝设计的以拓殖边境缓解流民问题的方案遇到了瓶颈。这套体系运转良好的前提是：一、有足够的土地安置移民；二、有足够的运力输送移民。然而，土地兼并的烈度从来不是按线性增长的，至和义年间，流民问题已经开始失控。尽管西北、澳洲、黑水、南洋等地还有大片无主荒地，在缺乏蒸汽船和火车的条件下，顺帝国每年能往边境、殖民地输送的移民实在有限。大量内地失地农民聚啸山林，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川楚之交的棚民，日后将发起撕碎盛世面具的白莲教起义。

其次，顺帝国部分学者、官僚也意思到了盛世下的危机，其中的代表则是“启蒙派”儒生。宁盛晚期以来，西洋的启蒙思想开始随着商人、传教士陆陆续续地传入顺帝国，也在顺帝国思想界掀起了波浪。其中的平等、民权思想和明末以来的实学思潮契合，从而在西学和儒学的合流中，形成了后世所称“启蒙儒学”。

启蒙儒学即坚持启蒙运动中自游、民煮、平等的主张，推崇开明君主制（三代贤王），反对（李家）独夫民贼，强调黎民的重要性；又具有实学派经世致用的特点，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具体方面，而不是泛泛论道。其中，和义、通宜年间启蒙派领袖龚自珍著有《病柯记》《舟水论》《西洋技考》等书，从政治、经济、技术多个方面分析顺帝国的弊病，并预言了之后鸦片战争中顺帝国的失败。

对于启蒙派的呼声，顺廷官方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却认为是部分狂妄书生的悖逆之言。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入顺帝国后，顺廷对于启蒙思想多有芥蒂。虽然，顺廷没有因言致罪的传统。但是，无论是皇帝、大学士还是地方节度使、学政都多次发文驳斥启蒙派悖论，批判其人祸乱纲常、违背人伦，所作言论粗鄙不堪、不堪入耳。

但是，启蒙派的活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近代思想和技术，为未来洋务运动和熙元维新埋下了种子。日后的洋务派大佬曾左李胡等人，以及维新派代表“张之洞、刘坤一、唐廷枢、木户孝允”等人，都深受启蒙派思想影响，从而推动了维新变法的进程。

和义九年（1824年），穆宗皇帝病逝，享年60岁。太子李知淦继位，改元通宜。这也宣告长和盛世的终结，穆宗皇帝为人宽仁、待人和善，即使面对宫中侍卫、宫女，也语气和缓、不露凶色。但是，学界普遍不认为他是个好帝王，长善以来的弊病在和义朝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山雨欲来风满楼，顺帝国正处在暴风雨来的前夜。

（九）通宜朝（1825～1844年）

如果说，永明二朝的主题是创业、宁昭昌泰四朝的主题是发展、长和二朝的主题是全盛；那么，通宜、平宁二朝的主题绝对是危机。通过建国初的均田免赋、昭雍的税赋改革以及仁宗以后的移民运动，顺帝国在缓解土地兼并、避免流民危机上做到了封建王朝的极致。相比前明建国不过百年，便有严重的荆襄流民问题；顺帝国直到建国后一百七十年的和义朝，川楚棚民问题才开始凸显。但是，上述政策只是延缓了社会矛盾的爆发，而且积蓄得越久，爆发得也往往更猛烈。同时，文、英二宗还面临着华夏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完成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早就盯上了朝贡圈这个囊括5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顺帝国这艘巨轮注定要被不列颠这艘火轮船撞碎。

1.白莲教起义

早在长善后期，四川、湖北两省之交的巴山、南山便有流民聚集山林，搭棚开荒、挖矿、伐木为生。不同于沿海和边陲省份的失地农民，可以通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谋生。诸如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破产农户，要么出海、出关困难，要么可以前去垦荒的地区土地贫瘠（云贵两省），再加上太平洋公司对开荒者的盘剥日胜。大量失地农民只得选择躲入山林，逃避官府的赋税和太平洋公司的盘剥（国内地痞往往会抓捕流民再卖给太平洋公司作为奴工牟利），依靠开荒、挖矿、伐木等活动谋生。至和义后期，川楚之交已经集聚棚民逾两百万，蔚为壮观。

不过，在川楚陕三省官长眼中，巴山、南山却是金山银山。如今南洋和澳洲的种植园、矿山都奇缺人力，美洲各种植园主相比黑奴也更喜华工，猪仔（华人奴工）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有着无尽的需求。至和义朝一个猪仔的价格已经涨到500元以上。但是，早在永昌朝顺廷便已废奴，略卖良人乃是流放、抄家、斩首的重罪，勋贵士绅就算再利欲熏心也不敢打良家子的主意。但是，流民就不一样了，没有户籍的流民就是行走的银元啊。

长善后期开始，三省府兵便勾结官府衙门，以清剿山寇为由，进入巴山、南山两处抓捕棚民，再以壮丁300元一个、妇孺200元一个的批发价卖给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公司则是将这些流民卖到南洋、澳洲、美洲作为奴工。由此，三省居然形成了一条完善的棚民产业链。各地官府不仅无心处理流民问题，往往协助地主兼并土地，刻意制造流民。

另一方面，古已有之的白莲教也悄然在棚民之间传播开来，至和义朝甚至形成了严密的组织。本来势力松散的棚民居然被白莲教通过宗教信仰组织起来了。于是，在通宜元年（1825年），棚民们决定给新皇一点来着山区的小小惊喜。

三月，勋阳折冲府果毅将军范冲如以往一样，领全府兵丁一千三百余人（额员五千一百二十三人）进入巴山清剿（抓捕）棚民流寇。然而，却遭遇白莲教领袖汪才儿、付有前组织的埋伏，折冲府官兵几近全灭，范冲中铳坠马身亡，军械辎重全失，宣告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开始。此后三月间，巴山、南山多处棚民响应汪付起义，打出“弥勒降生，敢换新天”的旗号，袭扰多地乡绅宅邸、县衙官府。同年秋，多股义军势力会师巴山，总数竟达数万之众。

文宗皇帝大惊，急命五营权将军、老将曹明亮（原兴王刘钰下属）出任川楚陕总督，平叛白莲乱党。然而，之后两年文宗皇帝却想起了崇祯帝被自己祖先支配的恐惧。义军流窜袭扰川、鄂、湘、陕、豫五省，将早已烂透的府兵打得稀碎，义军的数量更是膨胀到了十多万，甚至有了重型火炮。文宗皇帝不得不调前锋、右翼、后劲三营兵额员七万余（实际上不过二万三千人）前往平叛。然而，被文宗皇帝寄予厚望的营兵，在鄂西之战中被重创，伤亡过万。连总督曹明亮也累死帐中。

文宗皇帝无奈，只得准杨玉亮、杨芳等人所奏，广募牙兵，以牙兵为主力镇压白莲教乱。同时，二杨采取“分而治之”（只惩逆首，不咎从众）和“结寨清野”（结硬寨打呆仗，逐步压缩义军生存空间）的方略。至通宜五年（1829年），白莲教起义终于平息。但是，该役充分暴露了府营兵的无能、顺帝国政府的腐朽，消耗了顺廷两亿银元，国库存银减半。此后，文宗皇帝专注整顿府营兵，期望能恢复府营兵战力，然而仅仅数年后，英国人会告诉他这都是徒劳。

2. 第一次鸦片战争

2.1. 战争背景

和义九年（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但顺廷陷于白莲教起义的浪潮中，并未发兵救援。两年后，顺廷遣使调停英缅两国，并在通宜三年（1827年）促成了《杨达波条约》，其中规定缅甸割让阿拉干和丹那沙林两省与英国，并允许英使常驻缅京曼德勒、英商在缅自由贸易。不过，英国还是给了顺帝国些许薄面，免除了部分赔款。但是，顺廷一向将朝贡圈视为禁脔，英国在缅设使馆、自由贸易的行为，无疑触及了顺帝国的底线。何况，自英缅战争后，英国亦从白莲教乱中看出顺帝国的外强中干，不断挑战顺廷的底线，试图绕开顺帝国直接打开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的市场，甚至还在澳洲（1832年，英帝国占领新西兰，并常识在东澳建立殖民点）开展殖民活动，中英关系急转直下。

通宜五年（1829年），文宗皇帝终于踉踉跄跄解决了持续五年的白莲教乱，却依然面临数以万计的地方团练武装（牙兵）的安置问题，以及整顿腐朽的府营兵问题。不过，借机平定棚民之乱，文宗皇帝也总算摸清了五营实际兵丁数量（额员十二万四千八百人，实有四万一千九百人）。于是，文宗皇帝选择核销空额营兵，并将参与平叛的牙兵编入五营体系，借机加强中央军实力，也消除了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并且，为安抚平叛有功杨玉亮、杨芳等人，二杨及其他将领皆授爵，并调入京城任职，二杨更是在文宗的强势推荐下，于廷推中被选入天佑阁。

通宜十年（1834年），文宗皇帝终于解决完毕白莲教乱的后续事宜，开始着眼于来自英帝国的挑战。通宜十一年（1835年），文宗皇帝命长善廿九年（1811年）进士、江苏节度使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专司禁烟（福寿膏）事务。同年，林则徐在澳门西洋人聚居区焚烧收缴的鸦片，史称“澳门销烟”。次年，文宗皇帝下旨，在顺帝国及全朝贡圈范围内禁绝福寿膏贸易，凡走私福寿膏者，处抄家、流放之刑。文宗皇帝及天佑阁认为，鸦片贸易乃是英顺贸易中最大获利项，禁烟切中要害。同时英国前哨乃至印度，远征天朝，补给困难，只要扼住咽喉（马六甲海峡），英夷必不敢擅起兵戈。由此，只要禁烟，英国必然屈服，让渡在缅一切权利。可惜，整个顺廷高层（包括西法派）都低估了蒸汽机的威力和英帝国的决心。

通宜十三（1837年）6月，维多利亚加冕为英女王。同年八月，在顾问的建议下，女王在议会发表题为“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的演说，鼓动议会通过对顺开战的决议，以展示新王威仪。当月，议会通过内阁提议，发起对顺帝国的战争以维护英商的利益。十二月，英军舰队共67艘战舰，携带陆军士兵6000人出现在了马六甲海峡，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2.2. 战争经过

自从长善初年彻底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后，顺帝国水师的战斗力就开始逐渐退化。至通宜中期，经历50年的和平期，顺水师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远远落后于西洋海军大国，毕竟平时只需打击海盗就够了。最大的风帆战列舰也不过装备了六十多门火炮，远低于英军主力战列舰一百多门火炮的水平，且无论口径还是射程都不如英军，更不用说英远征军中还有6艘蒸汽战船。因此，在马六甲海战中，尽管华军调集了双倍于英军的战舰，却以惨败收尾，槟州折冲府易手，顺廷封锁马六甲海峡的计划破产。

通宜十四年（1838年）春，在狠狠劫掠一番旧港、兰芳等地后，英军军舰出现在了珠江口，封锁了广州海域。不过，两广总督林则徐也早有准备，调集了超500门火炮加强广州岸防。英军多次尝试突破广州岸防，但难有斩获，且广州一地此时聚集了府营兵超两万人，英军亦不敢登陆浪战。四月，英军主力离开基地香港岛，北上浙江，不过一周便出现在舟山海面。此时舟山布防的只有府兵一千余人（额员五千多）且久疏战阵，一日舟山便告陷落。此后两月间，英军接连袭扰浙江、福建、广州三省多地。依托海军的高机动性，英军每次都能先于援军赶到便完成对一地的攻占、劫掠以及撤退。无论是文宗皇帝、天佑阁，还是地方督抚大员无不惊叹于英军的神速与战力，意识到战前己方严重低估了英国的实力。

6月下旬，英使义律来到天津，与天津展开第一次会谈，提出英方的要求是：保障英商合法权益（允许卖福寿膏）、赔偿英商损失、惩处禁烟官员、完全开放顺帝国和朝贡圈市场、赔偿军费、割让槟州或旧港与英国。而对于顺廷这几条除了赔款、开放鸦片贸易可以谈谈，其他的要求无疑是坟头蹦迪。谈判拖到9月，义律失去耐心，离开天津决定再战。另外，就在谈判期间，双方也在为再战进行准备。顺廷方面，自知已然失去制海权，便调了营兵八万、府兵十万狠狠加强了沿海诸省防务，同时文宗皇帝还以南巡为由，直接跑到南京承天府（襄阳），避免英军奇袭天津以威胁京师。英军方面，也觉得仅仅控制广州、宁波、上海等地的出海口并不能使顺帝国屈服，只有登录攻占一座大城市才能震慑顺廷，使他们接受英帝国的条件。于是，英军也请求东印度公司方面再增兵战舰20艘、陆军一万人。

10月，英军战舰再度封锁珠江口，陆军在舰炮的支援下进行登陆，对虎门一带发起猛攻。华军力战仍不能敌，果毅将军关天培更是战死沙场。至11月底，广州城外要地尽失，华军伤亡达2000人以上，然而给英军造成的伤亡居然不到200人。面临此等危局，两广总督林则徐和广东制将军齐山却意见相左。林则徐试图依托城防据守，等待援军到来。齐山却认为英军势盛，尽取城外要地，广州不过砧上鱼肉，予取予夺，诚宜与英国人和谈。最后，由于广州官僚几乎全站在齐山一边（广州官吏亦多涉鸦片贸易，自然憎恨禁烟的林则徐），林则徐无奈只得同意和谈。12月初，广州官员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同意支付英方损失及军费600万银元。

但是，英方远未满足，英军司令懿律只是借机发一笔小财，随便等待援军集结完毕。他的新目的已经确定，就是顺帝国的都城之一--东京应天府（南京）。1月初，英军离开广州北上。1月23日，英军攻占厦门。2月1日，英军再破舟山，13日破宁波。3月，英军放弃宁波，在松江府登陆，中英双方激战一月有余，华军仍是不敌，松江沦陷。但是，这也为华军赢得了宝贵的调度时间，两江总督牛鉴、江苏制将军陈化成明了英军旨在东京，调度了整整三万营兵和四万府兵云集镇江，力保应天安稳。懿律也不再避战，集结英军主力1.3万人，前往镇江。4月，双方决战于镇江。

然而，被文宗皇帝寄予厚望、才完成整顿的五营精锐在决战中惨败，华军以五倍于英方的军力，依然没保住镇江。6月，镇江沦陷，华军伤亡逾六千人。不过，镇江一役，英军伤亡也超过千人，不得不撤往松江进行整顿。然而，华军如同无限一般，迅速从各地补充到了长江前线。中英双方都开始厌倦了这场战争，再度展开谈判。

2.3. 战争结果

通宜十五年（1839年）8月，中英双方展开第三轮谈判，英方明显放松了口风，要求：1、割让马六甲海峡一地供英商停靠船舶、居住、存储货物等，英方不会在马六甲驻军；2、承认鸦片贸易合法；3、至少对英完全开放顺帝国市场，不得以勘合限制双方贸易；4、赔偿英商损失与军费。毕竟，在镇江一战中，英方也发现了华军顽强的战斗力，尽管华军在装备、训练、战术等方面都落后于英军，战斗意志和人数上却丝毫不差。开战以来，英军战斗加非战斗减员已超2000人，而华军却似无穷无尽，继续留在东亚大陆上，英军这一万多人早晚会被耗尽。何况，虽然没有攻占东京，但是英军也占据着顺帝国第二大港口松江，手中还是有筹码的。因此，无论是大使义律，还是司令官懿律，都觉得目前是和谈的好时机，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另一方面，顺廷亦觉得上述条件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且英国远征军爆发出了超乎整个高层预计的力量，主和派在御前会议中占据上风。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共识，中英两国于松江签订《松江和约》，主要内容有：

顺帝国扩大对英开放，赐予英商勘合数量由中英双方每三年共同商议决定 福寿膏在华合法，但是贸易数量由勘合控制 中国在马六甲海峡选定一岛（新加坡）为自由港，允许英商自由进行停靠、居住、贸易等活动，中国不得驻军 英商往中国及朝贡圈所纳关税由双方商议决定 顺帝国赔偿英国损失及军费1500万银元，英国赔偿顺帝国损失及军费600万银元 中英双方承认缅甸现状 至此，为期两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顺帝国得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收尾，但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3. 洋务运动

通宜十五年（1839年）底，两广总督林则徐以作战不利为由，引咎辞职，上表请罪。文宗皇帝亦知军事崩坏，并非林一人之过，只是革除其职务，勒令林致仕。通宜十六年（1840年）八月，林则徐著作《海国图志》一书，详细记录、分析西洋各国近况，尤其是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指出“西夷胜华夏者，技艺者。故今之大计，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也。”

该书被呈献给文宗皇帝后，得到了皇帝和天佑阁的高度重视。《松江和约》签订后，文宗皇帝和天佑阁阁佬们都在复盘、分析此番惨败的缘由。中英战事持续两年，用兵不下二十万，横跨槟州直到 镇江上万里，然而无论海战还是陆战，华军都是一败再败，自身伤亡过万，仅造成英军两千余人的伤亡。文宗皇帝和天佑阁都在深刻反思。看罢《海国图志》一书，文宗皇帝茅塞顿开，英军船坚炮利，皆仰仗其技艺，尤以火轮船等军事科技为最，日行千里、风雨无阻。

通宜十七年（1841年），文宗皇帝下旨起复林则徐，出任理藩院卿，专司接触西洋诸国，引进军事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标志着持续二十余年洋务运动的开始。此后，特别是在同济会起义之后，以西学派儒士为代表的洋务派，在顺帝国境内开办各式近代化军事、民用机构，采用西式操典训练新军，为日后的熙元维新、乃至戊午革命奠定了基础。

通宜二十年（1844年）夏，文宗皇帝猝死于蓬莱宫东苑，享年58岁。太子李行乾（嫡次子，嫡长子早夭于肺结核）继位，改元平宁。文宗皇帝二十年的执政生涯，一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继位之初，就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流民问题，手中却几无可用之兵。待白莲教乱平息之后，英夷又踹开了顺帝国的南天门，之前几年的军事改革成果，在工业体系的降维打击下几乎全毁。人生最后几年，文宗皇帝一方面积极恢复朝廷军力，再次重整营兵体系；另一方面，也取经西学，力图通过学习洋人技艺，实现国家中兴。顺廷奋五世余烈构建的朝贡体系，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也开始走向崩溃，国内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不过，这一切都与文宗无关了。上一位猝死的孝宗，给仁宗皇帝留下一个国富民强的顺帝国；此番猝死的文宗，却只能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

（十）平宁朝（1845~1852年）

随着进入平宁时代，顺帝国社会的割裂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同西方交往程度的加深，通商五口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典型代表则是一系列官办的洋务机构/企业：松江船政局（1842年）、天津军械所（1842年）、广州同文馆（1842年）、宁波机械局（1845年）、松江铁矿（1845年）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小农经济的崩溃，顺帝国的工业化进程困难，在设立五年后，松江船政局依然不能独立设计、制造火轮船（蒸汽船），洋务机构运行严重依赖外国技工；同时，资本主义与土地兼并的双重冲击下，沿海地区大量小农破产，流民问题进一步失控。另外，西学东渐也在快速推进，除了科学技术外，西方的贸易自由、乌托邦社会主义、宗教思想等等思潮也开始在顺帝国境内传播开来。整个顺帝国乃至朝贡圈都处于一种变革与冲突中。

1.太平天国运动

1.1. 同济会起义

通宜十五年（1839年），中英签订《松江和约》，顺帝国给予英国在通商五口的传教自由，传教士在五口传教不需提前报备礼政府和理藩院。由此，基督教在华加速扩散，并且传教士还带来了其他西洋思想，比如盛行于19世纪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通宜十八年（1842年），屡试不第的书生洪秀全糅合基督教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广东创立“同济会”，主张信仰上帝、天下为公、人无私产等等。但是，经历一年的传教活动，洪秀全发现同济会在广东的发展并不理想。经同乡冯云山介绍，洪秀全、洪仁轩等人前往广西贵县传教，并完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书，初步形成了同济会的理念。洪在书中宣扬上古大同世，乃是上帝本意，天下男女皆为上帝子民、兄弟姐妹，人无贵贱、天下一家，应协力为共享太平的大同世界奋斗。平宁元年（1845年），洪秀全正式设立同济会组织，并将总部设在紫荆山。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且地处内陆、土地崎岖，广西山区聚集了大量失地流民，这些流民被同济会的主张吸引，成为教会的支持者，同济会在广西发展迅速。同时，同济会的活动也与尊奉儒教的地主乡绅结怨，特别是教会禁止偶像崇拜的主张，在乡绅眼里宛若无君无父。平宁三年（1847年），同济会教众由金田迁往平南山区，与当地山民合流，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组成长老会，共同管理教务。同时，长老会认为，如今天道沦丧、顺廷失德，国内民变不断，乃是举势以求大同世界良机，便在暗中打造兵器、训练教众，准备起义。

同年底，金田乡绅亦勾结地方府兵，以同济会妖言惑众、劫掠良民为由，封锁平南山区，准备清剿匪众（抓猪仔）。同济会便以回归总部为口号，发起迎主之战，大败府兵于思旺一带。平宁四年（1848年）春，同济会发动金田起义，洪秀全自称“救世天王弥赛亚”，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对外宣称，自己受到天启，乃是奉上帝旨意，在人世间建立地上天国。凡遵奉上帝者皆可在太平天国共享大同新世界，凡悖逆上帝者，将有自己完成审判，降与天罚。

1.2. 定都天京

惊闻洪秀全在金田称王建制，顺廷立刻命李星元（沅）出任两广总督，协同广西制将军向荣剿灭逆贼。平宁四年夏，向荣点齐两广府兵两万（实到不足万人）出击金田，先后败于江口圩、三里圩、独鳌山等地。九月，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城，在此地停留约半年，初步完成军制、官制和礼制的建设。平宁五年（1849年）春，太平军突围永安，并于6月克全州，由陆路进入湖南省。此后半年内，席卷湖南全省，大量失地农民加入太平军，至年底太平军已有三十万部众。12月，太平军占据益阳，建立水陆两营，准备挺进湖北。

面对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运动，英宗皇帝再度体会到了府兵的腐朽无能，急调五营兵八万增防湖北。但是，精锐营兵的加入也并未改变战局，太平军于平宁六年（1850年）一月攻克武昌，在城中督战的湖北节度使常大淳自杀。二月，太平军声西击东，假意攻打南京承天府（襄阳），实则主力沿长江而下，连破九江、安庆两城，兵临东京应天府。五月，天王洪秀全携五十万部众攻克应天府，该东京应天府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正式与顺帝国分庭抗礼。

1.3. 天国田亩制度

平宁六年五月，洪秀全甫一入城，便颁布了《天国田亩制度》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做出详细规定：

天国田分九等，所有子民无论男女按田亩面积、等级平分田产 天下为公、人无私产，所有土地皆不得买卖，所有土地田骨（所有权）归上帝（国家），农民仅有田皮（使用权） 设立圣库，每户留足口粮，余粮上缴圣库 每50户人家设一教堂称祭坛，由一名司祭（神父）主管 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由神父主持婚礼仪式 实行征兵制，兵农合一 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天王即是弥赛亚救世主，又是国家君主，所有官员也都同时具有宗教和世俗两套身份 实行乡官保举制度和保升奏贬制度 废除儒家妖论，依据《圣经》、天王的著作以及对《圣经》的注释构建意识形态 1.4. 天国官制

由于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太平天国的官制存在俗职与神职两套体系。一般来说，俗职和神职体系是一一对应的，但是在天京事变后，天王出于集权的考虑，也会故意错配俗职和神职（高俗职配低神职，或相反）：

等级 俗职 神职 一等 军师（左辅、右弼、前导、后护） 枢机 二等 主将军（前后左右中五营） 牧首 三等 将军 宗主 四等 郡总制、指挥 执事 五等 县监、军帅 主教 六等 司库、师帅 司铎 七等 旅帅 司祭 由于宣扬人无贵贱、咸服上帝的理念，太平天国不同于传统中原王朝采用九品官制，所有官职都未标注明确品阶。不过，根据后世学者推测，太平天国官职按职权大致可以分为七个等级。在中央层面，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四大军师组成长老会，行使类似于天佑阁的职能，同时这四人也是枢机大主教。军事上，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对应五个军区，交由五名主将军掌管，这五人也是五大教区的牧首。在地方上，太平天国仅设郡县两级行政单位，分别由总制和县监管理。另外，每县还设有若干个圣库，交由司库管理。最后，每25户人家设立一处祭坛，交由司祭掌管。司铎、司祭构成太平天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也使得太平天国能够在前期爆发出惊人的基层动员能力。

在爵位方面，太平天国的设置则相对简单，仅有王、侯两级，至太平天国后期爵位泛滥，所封王侯竟达千余人，倒也符合了洪秀全“万王之王”的自称。不过，最为尊贵的还是东南西北中五王，一般仅授予军师和主将军。另外，在神职体系下，太平天国还有圣徒体系，宗主及以上神职人员也会因功被授予圣徒称号，整个太平天国有记录被封圣的一共有二十余人。

1.5. 西征与北伐

平宁六年（1850年）秋，胡以晃、林启荣等人领太平军四万，溯江西征，至次年春已连克安庆、九江、武昌等重镇。随后，得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军统帅胡以晃发起对顺帝国南京承天府（襄阳）的攻势。至次年春，围城一年的襄阳沦陷，消息传到北京，饱经英法、太平天国两方折磨的英宗皇帝又惊又悔又气，加之本身就体弱多病，居然一病不起。

平宁七年（1851年）秋，接受英法的武器援助后，太平军协同英法联军一齐行动，由中王、前营主将军、牧首、圣徒 石达开领兵十万展开北伐。十二月，太平军攻破顺廷建立的“江南大营”，解除天京的威胁。次年四月，太平军再度攻破“江北大营”，夺下重镇扬州，踹开通往江淮地区的大门。此后半年间，太平军连战连捷，直到后营主将军林凤祥孤军深入直隶，于保定被五营兵包围，损兵过万，北伐方才终止。

但是，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活动极大地拓展了太平天国的控制范围，也解除了建国前期的军事威胁。在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双重打击下，顺帝国中央手里的五营精锐折损超1/3，也迫使后来的宪宗皇帝彻底放手曾左李胡等人举办团练，地方势力尤其是洋务派和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为之后的维新变法奠定了基础。

2. 第二次鸦片战争

2.1. 战争背景

平宁五年（1849年）底，英国遣使往北京，朝见英宗皇帝。英方提出，据上次签订《松江和约》已有十年，其中条款多有不符实际者，要求进行修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缅甸封建主多有干涉英商在缅活动，背后亦有中国支持，要求中方停止援助抗英活动，且允许英方驻军缅甸，维持英商权益 中国对于鸦片勘合多加限制，鸦片贸易量依然不能满足英方需求，要求取消勘合限制 南洋多有海盗袭击英舰，要求允许英方驻军新加坡 加大中英友好，英方愿意为顺方提供军事装备、技术和训练，以对抗国内叛变，作为交换，顺方开放东南亚市场与英方 以上条件，除了第四条，在顺廷基本就是没得谈，因此英使除了一通臭骂，什么也没得到。除此之外，法国总统拿破仑三世也遣使顺帝国，提出与顺帝国签订类似于《松江和约》的《顺法友好通商条约》，自然也是被赶出北京。

英法使者也不气馁，既然谈判桌上不能得到，就准备换个途径。平宁六年（1850年）5月，太平天国定鼎天京，八月英法使者便以“宗教交流”为由到访天京。其后一月间，英法使者与天王、长老会进行多轮商谈，约定英法对太平军提供武器援助，双方于次年共击顺廷。英法使者回国述职，提案均获通过。一方面，英国急于扩大鸦片贸易份额，并且增强自身在东南亚影响力，吃下朝贡市场这块大饼；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决不满足于法国总统一职，急需耀武海外，为自己称帝铺路。正好顺帝国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真是天赐良机。平宁七年（1851年）春，英法双发组成联军两万一千人、军舰200余艘，正式由印度出发，直扑风雨飘摇的顺帝国。

2.1. 战争经过

相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目的性更加明确。在新加坡完成集结后，联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顺帝国在南洋的水面力量。然后立刻北上，也不再驻足广州，转而攻打基隆作为中转点。平宁七年（1851年）七月，联军占领舟山，摆出架势，准备攻松江，实现与太平军合流。

顺廷大惊，深知若是英法与太平天国合力，整个江南难保，于是调集营兵五万、府兵十五万，共计二十万大军集结松江、苏州二地，绝不允许联军在松江完成登陆。但是，顺廷如此抽调兵力，却造成了长江中游兵力空虚。顺廷又不得不抽调营兵五万，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省府兵七万以及所募牙兵两万，组成江南、江北两处大营，以防备蠢蠢欲动的太平军。然而，顺廷如此布置兵力，依然存在南重北轻的问题，整个华北地区仅有三万营兵，以及山陕直辽四省府兵七万。

联军自然发现了顺廷排兵布阵的缺陷，选择持续袭扰苏北、山东、直隶、辽宁四省沿海地区。十月，太平军北伐，联军亦乘机攻占济州岛。十二月，太平军大破顺帝国江南大营，为保漕运安稳，江北之兵不敢擅动。于是，联军舰队北上，意欲取登莱二州，渤海恐不保。顺帝国水师不再避战，双方舰队决战于黄海海域。虽然，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顺帝国水师已从西洋购入一批新型战舰。不过，一来数量不够，总数不过十来艘，还有两艘战舰购自法国，战前已被扣押；二来并未获得火轮船，自行建造也并不顺利。因此，虽然顺帝国水师奋力一战，给联军舰队造成的损伤依然有限，共击沉战舰4艘（含1艘战列舰）、重创6艘，自身却几近全灭。平宁八年（1852年）一月，联军占领登州，次月占领旅顺，渤海、黄海制海权落入联军手中。

三月，联军登陆大沽口，要求顺廷除答应之前会谈条件外，需割让济州岛与英国、东宁（台南）与法国。顺廷自然不允，准备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在陆战给予联军重击，以换取有利地谈判条件。虽然顺帝国在建设火轮船上举步维艰，但是在陆军技术上却进步明显，十年来天津军械所学习西洋技艺，生产了大量燧发枪、野战炮，营兵和边境府兵也进行了大规模换装。四月初，顺廷在天津集结完营兵三万、府兵七万，共十万军队，陆上决战开打。然而，华军与联军的差距并不仅限于装备，训练、士气、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差距。虽然集结了五倍于联军的力量，双方使用着相似的装备，然而华军终究没能守住“副都”天津。五月，联军在付出两千余人的伤亡后，占领天津。在此之前，另一个噩耗也从南方传来，太平军大破江北大营，漕运重镇扬州易手。

既为了献媚拿破仑三世，又为了震慑顺帝国皇帝。五月底，在法方统帅的强烈要求下，联军在蓬莱宫北苑举行了阅兵暨授勋仪式，全军高呼拿破仑三世万岁，就差把他传送过来完成加冕仪式。宫中财宝自然也被联军瓜分完毕。不过，为了避免过度刺激顺帝，在英方大使的要求下，法军司令勒令不得破坏蓬莱宫建筑。听闻噩耗的英宗皇帝再也绷不住了，据载口喷血沫，直呼罪我、罪我！然后，一夜白头，面露死色。

2.3. 战争结果

平宁八年（1852年）六月，顺帝国和英法双方展开第二次和谈。虽然联军自开战以来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已经近四千人，但是攻陷天津，尤其是蓬莱宫以后，联军发了一笔大财，据后世学者估计联军在蓬莱宫至少劫掠了价值三百万银元的财物。因此，联军的士气依然十分高昂，且占领天津这座副都，联军在大陆上也有了坚固的据点和大量的粮草。相比而言，顺廷的局面却十分严峻，天津、江南两大营的沦陷，导致海运和漕运同时被截断，北京面临着断粮的风险。更严重的是，接连三败之后，朝廷手中能战之兵仅剩驻扎在苏松二府的二十万（名义上，实际上约十万）府营兵。然而太平军已经占据重镇扬州，随时可能沿运河北上直取徐州。但是一旦调这十万人北上，毫不意外英法联军可以凭借蒸汽船的高机动性，南下登陆松江与太平军合流，则长江以南都将不保。所以，顺廷必须尽快完成与英法的媾和，打通海运以解北京粮荒，并解放手中最后一副家当，打退北伐的太平军。

八月，进过多次讨价还价，顺帝国与英法达成和解，签订《天津和约》，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承认英方在缅一切权益（除中国控制下缅北各羁縻土司外），允许英国在缅甸驻军，以打击反对势力 中国给与英法两国最惠国待遇，允许两国在中国及整个朝贡圈自由贸易，并不再对鸦片贸易量进行限制 中国割让新加坡及附属岛屿、对岸地区（柔佛州新山县）与英国，割让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西贡市）与法国 中国赔偿英法双方损失，各八百万银元 英法双方需在中国与太平天国双方间保持中立，不得向太平天国提供军援、出售军械 中国与英法加深合作，英法两国允许中国招募军事和技术人才、购进蒸汽设备、引进技术 八月底，联军撤出天津，开放黄海、渤海海域，海运通畅。聚集苏松的府营兵紧急乘船北上，并于十月成功伏击太平军后营主将军林凤祥，打断了石达开的攻势，李顺皇室的危局暂时被解救。

3. 瀛台传位

十月十八，苦撑四个月的英宗皇帝终于支持不住了，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历经数月的苦思，英宗皇帝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是夜，英宗在疗养的瀛台召见了所有天佑阁大学士、两位五营权将军、宗正、数位勋贵代表、皇后及自己的两位皇子、太后，以及当晚的主角、英宗的庶弟、邢王李行济。

英宗皇帝没想到自己年仅36岁就需要面临生离死别，自己最大的儿子也不过十岁，主少国疑，现在顺帝国已是风雨飘摇，再也经历不起半点波浪。相比自己那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已经弱冠的庶弟邢王无疑是更合适的人选。在与太后商量一番后，英宗决定在朝廷、军队、勋贵和皇室的面宣布自己的遗诏。立邢王李行济为皇太弟以承继大统，英宗的子嗣皆封王，邢王当着众人发誓，不得迫害两个皇子。同时，英宗皇帝下罪己诏，承认自己主政不当、为君不仁，以致民无所依、妖孽横行、外夷入寇，实乃有失德行、上愧祖宗天地、下负黎民百姓。

待一切完成后，英宗皇帝留下了还一脸懵逼的邢王，对他述尽衷肠，最后叹道，"天下大事皆负汝身，吾弟当为光武”。次日晨，英宗崩于北京，邢王继位，改元熙元。

(十一）熙元朝（1853~1889年）

宪宗皇帝李行济继位时年仅23岁，是文宗皇帝活到成年的皇子中最小的一位，再加上庶出的身份，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承继大统。因此，宪宗皇帝从小就处于一种自由发展的状态，相比皇家教育必备的儒家经义、兵法武术，宪宗更爱西学。除了如仁宗一般掌握了英、法、拉丁三门外语外，宪宗还学会了俄语、西班牙语和日语，并且在高数、油画、物理学等方面也有着一定造诣，甚至私下还表示希望去西洋留学一番。英宗皇帝最后选择宪宗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上因素。然而，宪宗登基面对却是堪比崇祯的“史诗级”开局，国内流民已经在天京建政立制，与顺帝国分庭抗礼；外敌方面，英国两次入寇，把顺帝国打得屁滚尿流，法国和沙俄也在一旁虎视眈眈。同时，熙元元年（1853年）国库存银已经下降到不足千万元，府营兵接连三败，掌握在顺廷手中的仅剩江东大营的最后一副家当。皇顺建国已逾二百年，加上一个“当为光武”的文艺新帝，一副妥妥的天下大乱的光景。然而，宪宗这个自己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个闲散学者、怎么就成为皇帝了的王爷，居然真的逆天改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做了许多小小的工作。

1.交好美国

宪宗皇帝既是藩王又是庶出，还是仓皇接位。在缺乏政治班底的情况下，宪宗执政初期只能依赖原英宗皇帝的班底，沿着既往的路线。不过，这位学者出身的帝王却呈现出难得的沉着和耐心，很快破局的机会便到来了。熙元元年（1853年）7月，美国准军佩里率四艘战舰到访江户，要求德川氏开国，德川氏不敢擅专，急忙联络长崎天使府，上报天朝决断。

宪宗收到奏报，认为这是结交美国反而是顺帝国破局的重要一步。如今英法对南洋图谋不轨，沙俄多次侵犯西域和黑水；国内太平贼为祸江南，占据东京分庭抗礼，无论内政外交都举步维艰。然而，美利坚远处美洲，与顺帝国少有利益冲突，所求不过开关贸易。何况，熟知西洋形势的宪宗也明了，如今美利坚迅速崛起，国土幅员方圆万里，人口亦超两千万，且与英国交恶。由此，中美两国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

熙元二年（1854年），中、日、美三方使团会见于江户，经过一番商谈后，签订了《中美亲善友好条约》，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准许美商在顺帝国及朝贡圈范围内自由贸易；

二、美国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准许华商（含朝贡圈范围内各国商户）前往北美自由贸易；

三、日本增开函馆一港对外贸易，准许美商在该地设厂、居住、传教；

四、中美双方深化技术、军事合作，美方向中方出售蒸汽机、蒸汽船技术，派遣技术人员协助中国建立现代工厂、派遣军事人员协助中国训练新军镇压国内叛乱；

五、中美双方建立长效外交关系，在彼此首都互设大使府，常设大使加深联系，共同对抗英法霸权；

六、中国准许美国人在通商五口自由设厂、居住、传教，美方亦允许华商在西海岸自由定居、贸易、设厂；

七、中美双方加深文化、教育交流，美方准许中国派遣考察团赴美学习考察，并允许中方派遣学生赴美学习。

《中美条约》涉及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多个方面，全面加深中美两国的合作。同时，通过开放朝贡圈市场，中国终于获得关键的蒸汽机和蒸汽机技术，有效推进了洋务运动的进程，从此大量近现代化工厂在中国境内拔地而起。另外，启蒙派代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于次年赴美考察，大大开拓视野，也下定建立新军的决心。同时，未来的维新派诸杰（张之洞、刘坤一、唐廷枢、吉田松阴、木户孝允等人）也将在未来几年纷纷前往欧美留学进修。

2. 西洋考察团

熙元三年（1855年），顺廷如约组建了西洋考察团，其中主要成员皆是奉旨组建牙兵的洋务派大员，诸如曾国藩（通宜年进士，时任湖南总督）、左宗棠（通宜年进士，时任湖北总督）等人，第一站便是美国。考察团与北美当局进行了深切的洽谈，涉及组建新军、雇佣教练和技术人员、派遣留学生等诸多事宜。同时，考察团游历了旧金山、费城、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多地，初步认识到工业革命的威力，纷纷惊叹，“火光电掣，千古未有之奇矣”。不过，考察团也都认识到美国南北方围绕奴隶制的矛盾，并预言了南北双方必有一战。对此，考察团的态度十分别扭，顺帝国早在建国之初便废除了蓄奴制度，对于种植园主蓄养黑奴的行为，“高尚”的乡绅老爷们颇为鄙夷（虽然他们不少也涉及“卖猪仔”的业务）；但是，乡绅老爷们又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北美若求长治久安，必须将全部黑人驱逐境外，否则早晚必生大乱。

结束在北美的考察后，考察团乘船前往欧洲，又访问了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身处当时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伦敦，考察团更是受到冲击，明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输的不冤。不过，考察团也找到了平息同济会运动的良方--工业化和近现代军队。另外，在考察德意志诸邦时，考察团与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对于普鲁士陆军赞不绝口，并就军事合作进行了详细的磋商。最后，考察团成员李鸿章还与法兰克福邦联代表俾斯麦建立深厚友谊，盛赞彼此必为宰辅。

熙元三年底，考察团完成任务回归顺帝国，同时还带回了雇佣自美、英、法、普等国的军人、技术人员四百余人，以及美国提供的蒸汽机和蒸汽船相关图书。另外，还有来自西洋诸国的政府、银行人员，准备与顺帝国商谈贷款事宜。以盐税、关税作保，向英法美三国银行共贷款1600万英镑（折顺银约3300元）作为组建近代企业和新军的启动资金。次年，曾左李等人回乡分别开设牙帐，组建了湘军、楚军、淮军等新式陆军。同时，汉阳铁厂、安庆军械所、松江船政局二期、苏州纺织厂等近代化企业也纷纷破土动工。

3. 洋务派的崛起

洋务派师承明末以降的西学派，林则徐被贬之后，先后讲学于东林书院和岳麓书院，传播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位洋务大佬都聆听过林则徐讲学。但是，洋务派真正的崛起却是建立在平宁八年（1852年）府营兵先后大败于英法联军和太平军的基础之上。熙元元年（1853年），宪宗皇帝手中能打野战的力量就仅剩江东大营那十万府营兵了，相比而言在天京完成整顿后，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达到近二十万的水平，且接受了英法大量军械援助。面对军力上的缺口，还有财政上的困难（国库存银不足一千万元），熙元二年（1854年），宪宗皇帝选择放手一搏，派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京官，回乡开设牙帐募集牙兵，以对抗太平军的攻势。

然而，北京朝廷对于诸位总督大员只能给与除了银元以外的一切支持，在熙元二年一年的时间内，曾左胡三人都只能奔走于筹措资金的道路上。熙元二年五月，见通过摊派募资效果不佳，宪宗皇帝彻底放弃节操，开始卖官鬻爵，一口气下放三千余个秀才和举人身份、一千余个从四品以下散官名额，以及一千多个伯爵以下爵位给各总督，用以筹募军资。三大牙帐由此筹集到军费超一千万元，湘军、楚军、赣军等牙兵终于有了启动资金。不过，就在同年太平军围陷重镇长沙，各大员亦知晓光是召集团练，也不能平息同济会乱。直到熙元三年（1855年），各大员组成考察团访问欧美近代军威后，终于寻访到破解之道。

熙元四年（1856年），在获得西洋银行贷款和教官的加持后，湘楚赣淮等新军相继成形。此外，洋务派还组建了汉阳铁厂、安庆军械所、松江船政局二期、苏州纺织厂等现代化企业，同时在熙元四年、五年两年间，引进了六艘蒸汽船作为运输船和战舰，并于熙元七年（1859年）松江船政局下水了顺帝国第一艘自建的蒸汽船。熙元六年（1858年），江苏节度使李鸿章筹办了顺帝国第一条铁路--苏松铁路，于次年铁路通车，成为后来反攻扬州、夺回大运河控制权的关键。并且，在洋务派组建各式官办企业的同时，由于同济会各种“公有制”政策（授田、接收敌产、清除伪儒等），逃难至苏州、松江、杭州的江南士绅们也投资、组建了大量配套产业，纷纷转型成为工业资本家，成为洋务派以及日后维新派的基本盘。

至熙元十年（1862年），太平天国被彻底平息，各洋务派大员手中牙兵总数已达二十三万之巨，苏、皖、浙、赣、鄂、湘六省皆掌握在洋务派手中，更遑论还经营着一众近代化企业。此外，洋务派的舆论阵地--岳麓书院和东林书院也在熙元十二年（1864年）改组为岳麓大学堂和东林大学堂。洋务派的崛起急速推进了顺帝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为之后的熙元维新埋下了伏笔。

4. 进击的沙俄

平宁后期，乘着顺帝国内有同济会乱、外有英法入寇的风雨飘摇之际，沙俄终于抓住机会，在黑水地区展开扩张。平宁五年（1849年），沙俄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队侵入黑龙江北岸，要求处于黑水都督府羁縻统治下野人女真各部臣服“查干可汗”。平宁六年（1850年），涅维尔斯科依发现黑龙江出海口，上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后，奉命在其北岸修筑了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斯基（庙街），正好与永宁折冲府相对。然而，顺帝国深陷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泥潭，只能对沙俄的行为充耳不闻。不过，穆拉维约夫却并不满足只占据黑龙江以北地带，而是想要乘机至少拿下整个黑龙江流域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地段，于是多次派遣哥萨克军团南下黑龙江，但是都被顺帝国在黑龙江南岸的据点（黑河、漠河、永宁等）打退。在没有西伯利亚铁路的支持下，沙俄不得不暂时放弃对黑龙江南岸的想法。

克里米亚战争后，沙俄倒是消停了一段时间，直到熙元十年（1862年）陕甘回变爆发，沙俄再度入侵西域都督府下辖外西北羁縻地区，要求当地各族领主臣服“查干可汗”。其后，熙元十二年（1864年），在沙俄的背后煽动下，西域亦爆发回变。次年，在沙俄的资助下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西域都督府，建立洪福汗国。不过，阿古柏对于沙俄也心生忌惮，暗中联络英国，寻求庇护。由此，沙俄直接出兵侵占了伊犁，并与洪福汗国签订《俄洪友好通商条约》，将阿古柏政权纳入沙俄保护国范围。至此，沙俄在东北、西北两个方向都实现重大突破。不过沙皇并不满足于此，更是提出了所谓的“东方战略”，旨在将顺帝国长城以北地区全部纳入沙俄统治。由此，沙俄成为顺帝国最大的敌对势力，直到一战结束。

5. 太平天国运动

熙元朝前十年的头等大事便是平定同济会乱（太平天国），顺廷的一切大政方针亦围绕平乱展开。熙元元年（1853年），中王、前营主将军、牧首、圣徒石达开的北伐虽然被打退，但是同济会依然占据着镇江、扬州、东京、安庆等重镇，阻断了漕运。并且，自石达开北伐后，原本是疥癣之患的淮北捻军迎来了大爆发，与南方的同济会遥相呼应。

5.1. 第二次西征

北伐结束后，在熙元元年一年间，太平天国暂缓了对顺帝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专注于整顿力量，为下一次扩张做准备。政治上，太平天国完善了对占领区的组织架构，在鄂东、赣北、皖南一带建立了郡、县二级行政机构；经济上，按照《天国田亩制度》继续分配土地，并对抗拒统治的士绅进行抄家、斩首，以“接收敌产”，大大充实了圣库，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物质支持；文化上，天王洪秀全又创作了《圣经集注》一书，对圣经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强调自身具有“先知”和“弥赛亚”的双重身份，太平军既是蒙上帝召，在人间进行末日审判，凡为善的、信仰上帝的人皆会纳入地上天国，永享太平；军事上，石达开组织了太平军的整编，淘汰了老弱病残，建立了五大营（军区），并将教会推广到军中，强调军事、思想并重，增强了军队凝聚力。

熙元二年（1854年）四月，天王下旨中王、圣徒石达开改任西营主将军、牧首，领太平军十五万西征。五月，太平军再破武昌，随机南下直扑岳州，七月岳州旋即告破。九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刚刚在长沙设立牙帐的湖南总督曾国藩，急忙逃往湘潭躲避兵祸。十一月，长沙陷落，顺廷震惊，急调新建的江西大营（驻地南京承天府）追击太平军。石达开假意出击湘潭，实则转向进入江西。十二月，太平军主力出现在袁州城下，熙元三年（1855年）一月袁州攻克，二月太平军南下攻克吉安。三月，太平军急速北上围攻南昌，并于次月重创顺帝国援军，歼灭顺军超两万人，江西全省顺军一空。其后两月间，太平军连破广信、抚州、瑞州数府，江西全省陷落。七月，石达开结束西征，率军凯旋天京。

5.2. 天京事变

石达开西征后，太平天国达到鼎盛期，但是同济会高层却暗流涌动。天王洪秀全相比具有实权的世俗君主，反而更似一个精神领袖。自定都天京后，天王就少有过问政务，反而沉迷构建同济会的宗教理论体系，据共和国时期解密资料，天王每日至少研读、注释耶教经典不下三个时辰。由此，相比现实，洪秀全的神学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更不会搞出了天父天兄的土味身份，天王在宗教体系下的正式身份是受上帝天启、带领所有善信者完成末日审判的“先知”和“弥赛亚”。不过，天王的精力是有限的，主攻宗教事务就导致政务基本交由四大军师、枢机组成的长老会。

然而，左辅军师、枢机、东王、圣徒 杨秀清作风专横，与北王、后护军师韦昌辉多有不和，特别是石达开领兵西征后，韦昌辉听闻杨秀清准备乘天京兵力空虚，调亲兵清洗北王一派。熙元三年（1855年）六月，韦昌辉决定先下手为强，告密天王称杨秀清暗调亲兵、意图谋反，请求降旨捉拿杨秀清及一干党羽，天王不允。韦昌辉选择矫旨，于六月廿一夜调亲兵，称东王谋反、暗通伪顺，率兵包围东王及其党羽府邸，在其后几日内缉捕、屠杀东王党羽不下千人，并控制了天王府。六月底，尚在江西前线的石达开惊闻北王政变，且受到天王的勤王密诏，率兵紧急返回天京。七月，石达开军进入天京，逮捕北王及其党羽数百人，天王降旨全部除以死刑。但是，经历一系列过山车般的政变后，天王对于手握重兵的石达开亦不信任，不肯授其军师之职，反而选择擢拔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进入长老会主理朝政。熙元四年（1856年），面对天王的猜忌和排挤，石达开只得请旨出任西营主将军，准备再次西征，率部前往武昌，随后在出征襄阳的过程中被俘。

天京事变后，天王逐步掌握了实权，但是在清理杨、韦乱党的过程中，数千军政官员遭到牵连，尤其是通过同济会信仰体系构建的基层治理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东、北二王争权夺利而互相屠杀的行为也沉重打击了太平军的精神信仰。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关键，太平军的战略攻势被打断，顺廷获得宝贵的调整时期。

5.3. 资政新篇

熙元三年下半年至四年间，太平天国都陷入政治动荡中，在天京变乱中深受震惊的天王展开了对东、北两王派系的大规模清洗，中王石达开一系亦遭到边缘化处理，数千军政官员遭受牢狱之灾。天京之乱也给了风雨飘摇的顺帝国喘息的机会，曾左李胡等洋务派官员募集、训练牙兵，组建了以湘、楚、淮、赣军称呼的新军。同时，宪宗皇帝亦派遣通宜年武举进士庞青云前往江东大营，整顿仅剩的十万府营精锐，换装近代装备、淘汰老弱、按照西洋操典训练，组建了一支掌握在中央手中的近代化军队。此后，顺军接连收复了湘北、赣东地区，并在南昌重新组建江南大营。

熙元五年（1857年）底，洪仁玕出任左辅军师，开始主持太平天国政务。洪仁玕为广州府人士，早年多接触西洋学说，并且长期前往西洋人聚居区澳门经商，后受洗加入巴色会，并学习近代物理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洪秀全创建同济会后，成为同济会最早的元老之一。面对一片狼藉的局面，洪仁玕决定学习西洋各国进行改革。熙元六年（1858年），洪仁玕颁布自己的执政纲领文件《资政新篇》，主要内容有：

一、政治上，广开言路，预备效仿英法，设置议会；讲究法治，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惩戒贪腐，主张打击太平天国渐起的奢靡之风

二、文化上，崇尚科学技术，主张设置科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等机构研究实用技术；强调有教无类，主张广开学校，在境内建立完善的基础教育系统

三、经济上，鼓励殖产兴业，开矿建厂，引进现代技术提高生产力，开办邮局、银行等机构；强调经济分配上的平等性，坚持公有制，主张由国家分配土地、厂矿等生产资料

四、外交上，主张与各国平等交往，既反对英法对中国的侵略，又反对顺帝国对各朝贡国的霸权行为；要求禁绝福寿膏、饮酒、吸烟，反对顺廷卖猪仔的行为

由于战乱和过度超前，《资政新篇》的主张仅有一部分得以实施，但是后世学者、政治家对于该文件评价颇高，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第一共和总统孙中山及第二共和主席毛泽东都盛赞洪仁玕为“开千古之先，尤早宪宗维新”。

5.4. 东征西讨

熙元六年（1858年）六月，李秀成在九江成功阻击湘军的进攻，打断了顺帝国反攻的步伐，双方再度陷入僵持阶段。熙元七年（1859年）春，洪仁玕完成对太平天国内部的整改，决定发起对顺帝国的进攻，以收复失地。首先，西营主将军石达开率领部众八万，自武昌出发溯长江而上，再度攻陷岳州，叩开湖南的大门。其后，太平军假意再现长沙之围，实则继续沿长江行军，攻陷荆州。然后，顺江而下直扑汉阳，至九月武汉三镇皆落入太平军手中，朝野震惊。十月，石达开领兵出击南京承天府，同时曾国藩率湘军紧急北上克服岳州，准备与左宗棠手下的楚军一起包抄石达开部。十二月，石达开进攻襄阳受阻，按照近代标准组建的楚军爆发出超出石达开预计的战斗力，同时一路赶来的湘军阻断了太平军大部粮道， 石达开陷入危机。熙元八年（1860年）三月，多次突围失败后，石达开部弹尽粮绝，经左宗棠和曾国藩规劝后，石达开率六万部众归降。顺廷如约免除太平军死刑，改判流放南洋，实则大部分部众被湘、楚二军卖到北美，据共和国时期解密资料，曾国藩由此获利不下800万银元。

在石达开展开西征的同时，李秀成亦领兵十万发起对顺帝国江东大营的攻击。至熙元七年夏，太平军沿运河接连攻陷镇江、常州，兵锋直指苏州。为鼓舞士气，宪宗皇帝亲临松江府视察才通车的苏松铁路并检阅江东大营。宪宗自上海港下船，乘火车抵达松江府城，寻常半日路程竟耗时不到半个时辰。虽然，宪宗对于西洋各国的火车早有耳闻，亦对此震惊不已，此后极力推动顺帝国铁路建设，至熙元末年顺帝国境内铁路里程已超两万里。在铁路和蒸汽船的加持下，全国各地的物资、人员能够无阻支援到苏州前线，极大地增强了顺军实力。据不完全统计，在苏州战役中，除江东大营十万兵士外，顺帝国征调了近百万人次的民夫助战、发送物资更是达千万石以上。熙元八年（1860年）夏，面对工业化加持的顺军，李秀成折戟苏州，付出超两万人伤亡后，不得不选择撤退。太平天国在东西两个方向遭受大败，折损兵力近半，陷入战略收缩。顺帝国对太平天国开始展开反攻，攻守之势易也。

5.5. 陨落

太平天国在东西两线的扩张失败后，顺帝国也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反击。熙元八年（1860年）底，江东顺军接连收复镇江、常州，淮军收复了滁州、庐州，两军会同合围扬州。同时，石达开投降后，湘、楚二军顺利会师，收复武汉三镇、黄冈等地，进入江西境内，会同江南大营的赣军，收复江西省全境后，顺长江而下直扑重镇安庆。至熙元九年底，湘楚赣三军接连克复池州、芜湖、江浦等地，兵临天京城下。同时，围城一年后，扬州城内弹尽粮绝，守将李秀成率剩余部众七万人归降，顺廷亦如约免除死刑，改判流放南洋（卖到美洲）。熙元十年（1862年）春，湘军果毅将军曾国荃率部攻入天京，天王洪秀全及其家眷自焚府中，持续十四年的同济会乱宣告结束。

但是，顺帝国境内的动乱并未就此平息，早在熙元八年（1860年）活动在淮北的捻军就乘着顺帝国北方兵力空虚，进入河南境内，连克颍州、汝宁、南阳、商丘等地。宪宗皇帝不得不调走围城扬州的淮军，命李鸿章出任总督皖豫总督，清缴捻军乱匪。然而，捻军充分发扬顺军的“运动战”传统，在熙元九年间，流窜于晋、豫两省，并于年底踹开潼关大门，杀入陕西境内。顺廷大惊，宪宗皇帝急命李鸿章率淮军入陕，力保西京和皇陵安稳。捻军则选择绕过西京长安府，袭扰四周各州县后，又转进陇西一带，最后与流入陕甘青一带的白山派、黑山派合流，阻断了河西走廊，为后来的西域之乱埋下伏笔。

其次，在平定“同济会乱”的过程中，洋务派迅速崛起，各洋务派总督手里握着大量近代化军队，同时在各自辖区设置税关、征收厘金，开设幕府召集幕僚，并主持着一众近代化企业经营，整个顺帝国面临着藩镇割据的风险。至熙元十年（1862年），各洋务派大佬手中的兵力大致如下。

曾国藩 江淮（苏皖）总督 牙兵八万 湘军 左宗棠 湖广总督 牙兵六万 楚军 胡林翼 江西总督 牙兵四万 赣军 李鸿章 陕甘总督 牙兵五万 淮军

不过，宪宗皇帝手中还握有江东大营扩编后的十五万新军，这也成为顺廷中央能够继续维持的底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被卖到美洲的十多万太平军降军，除了帮洋务大佬和顺廷创造数千万元的收入外。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其中不少老兵直接被征召上前线，陈玉成甚至因功被授予上校军衔。战后，太平军余部被美国政府“好心”安置在犹他州，经过与摩门教徒一番不太激烈的斗争后，同济会信徒在大盐湖旁建设了城市--盐城（Sault City），也算是在异国他乡完成了天王“地上天国”的夙愿。

6. 熙元维新

自通宜末年顺廷开启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境内的近代化进程就在不断加速，上亿臣民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工业化，偌大的帝国被历史的潮流推动着螺旋上升。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更是打碎了农业社会的稳定结构，也动摇了顺帝国的统治，为“熙元维新”既创造了条件，又带来了压力。

6.1. 背景

熙元维新的背景颇为复杂，后世学者的研究也浩如烟海，不过普遍认同存在着三个主因（太平天国运动、洋务派崛起和英法俄等列强的威胁）和一个导火索（刺马案）：

6.1.1. 太平天国运动

同济会作为一个糅合基督教、空想社会主义和农民阶级诉求的组织，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就在不断打击传统的宗族乡绅社会，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引发的捻乱持续近二十年，波及十九省大部分地区。土地公有制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清除了宗族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清除伪儒运动，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进行基层治理的文化基础，乡绅所仪仗的伦理纲常体系被打碎；最后，为躲避太平军的清算，大量乡绅不得不选择逃往襄阳、汉阳、苏州、松江、杭州等大城市中，被迫转型成为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为顺帝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大量资金。待顺帝国再度收复湘、鄂、赣、苏、浙、皖等受同济会影响最深的省份时，传统的封建社会体系被打得稀碎，代表新兴工商业阶级利益的洋务派却在这一大片白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由此，第一共和的总统孙中山称赞道，“彼有拿破仑者，席卷欧陆，横扫千年余毒；此有天王者，纵横十九省，一荡万里沉疴”。

6.1.2. 洋务派

在洋务运动后，早已存在的西法派逐渐壮大，至同济会乱平息，洋务派已经遍布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领域，近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同时，各洋务大佬既主管多省民政、军务，又把持着大量近代化企业，俨然具备了事实上割据一方，乃至挑战北京朝廷的实力。宪宗皇帝宣布维新变法，在很大程度也是想皆变法之名，行集权之实。通过持续二十余年的变法历程，宪宗逐步整合了各方新军力量、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形成了一套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且成功将新兴的资产阶级笼络进统治阶级。若非一战的爆发，顺帝国还真能挺过三百年大限。

6.1.3. 列强的威胁

自同济会乱爆发后，英法俄等列强就持续在顺帝国及朝贡圈体系内进行军事冒险，先是英法两国联合太平天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锤开了整个朝贡圈市场的大门；然后，沙俄又乘乱抢占了顺帝国在外东北和外西北的羁縻地区。并且，列强并不满足，依然在用尽手法蚕食顺帝国的领土和势力范围。首先，英国或拉拢或强迫印尼、马来各部脱离南洋都督府控制，一心要全占香料群岛地区，并且对太平洋公司所辖的东澳地区也是小动作不断。其次，法国则以西贡为基地，不断侵蚀真腊、澜沧两国土8地，且对于顺帝国内藩的广南、安南两国也虎视眈眈。然后，自熙元十年（1862年）捻军和陇西、河湟一带白山、黑山派合流后，不断做大，阻断了河西走廊，沙俄亦乘机挑唆南疆封建主，发起叛乱，之后甚至直接下场抢占伊犁。通过现代化在平叛同济会中吃到甜头的顺帝国，也倾向于通过加速现代化以应对外部威胁。

6.1.4. 刺马案

同济会乱后，洋务派把持长江沿岸多省军政、民务，严重威胁北京朝廷的统治。宪宗皇帝一开始也准备效法文宗，通过明升暗贬、逐步拆解的手法渐渐化解危机。于是，宪宗先是册封曾国藩为长沙郡公、调任直隶总督，准备力荐其进入天佑阁，然后又命湘军换防两广、西南和西北多省，准备打散安置湘军牙兵。但是，新任江苏节度使马新贻甫一到任，便遇刺身亡。宪宗深受震惊，也认识到洋务派的力量。不过，宪宗可不是崇祯那种铁头娃，在认识到此路不通后，又开始以变法之名来拉拢洋务派中下层，以做空威胁中央的洋务派高层。

6.2. 《明是变法令》

刺马案爆发后，虽然明眼人都知道是湘军高层干的，但是宪宗却表现得十分克制。立刻下令处斩刺客，让所有话烂在肚子里。同时，反手还封了曾国荃一个双峰侯，大肆擢拔湘军出身官员，甚至连曾国藩的幕僚，亦有授职。曾国藩看得出这是宪宗想分化瓦解自己的势力，不过也不得不默认北京朝廷的选择，毕竟大家都没吃亏。

对于各实权总督们，宪宗皇帝的新策略是拉拢基层、安抚高层、逐步瓦解。反正目前府营兵也快烂完了，不如慢慢腾笼换鸟，以各路新军为骨架，在全国范围内重建一套军事体系。不过，一切的前提都是要为我所用，所以只能徐徐图之。其中，四大总督中曾国藩实力最强，断然不能允许湘军自成一体。宪宗则是选择通过提拔、拉拢湘军中基层，分化湘军高层（给曾国荃封侯）来瓦解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影响力。其次，胡林翼的赣军实力最弱，宪宗依仗手中那十五万新军，将胡林翼调任工政府尚书，直接打散安置赣军旧部。最后，对于楚淮二部，宪宗则是选择拉拢、安抚为主。左宗棠擅陆战，则以楚军应对西北变乱；李鸿章擅洋务，则让其筹办新政、水师。

不过，宪宗皇帝亦非只会玩弄权术的政客。在想着如何集权以保江山安稳的同时，宪宗也深知如今外部环境的恶劣，英法俄都对顺帝国虎视眈眈。另外，洋务工作亦断不能停，想要战胜列强，唯有自己化身列强，因此洋务派亦不可能一杆子全部打死。天下之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熙元十二年（1864年），宪宗颁布《明是变法令》。在该诏书中，宪宗皇帝首先细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朝廷历经的危机，又肯定各方为维护顺廷、富国强兵所做的努力；同时，还指出目前顺帝国的挑战，外有英法俄三夷窥视，内有捻、回二匪作乱，局势不容乐观；最后，宪宗皇帝指出如今世界大势变幻，天道已变则法亦需变，希望上下戮力，以精求自强之术。

《明是变法令》全文并未提出变法的具体政策，也没有指出变法的最终目的，但是明确了顺帝国政府维新变法的决心。后世学者亦一致认同将《明是变法令》的颁布作为熙元维新的起点。不过，根据共和国时期解密资料，宪宗皇帝最开始对于变法工作也没有太清晰的规划，依然是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毕竟，古来变法者少有善终，宪宗变法的首要目的还是维持李顺皇室的统治，其次再是抵御外部威胁。无论是兴办企业，还是军事改革，亦或是推崇法制，不过都是工具罢了。

6.3. 经济

熙元维新持续二十余年，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的变革。相比现实中光绪帝戊戌变法百日内，下旨两百余道，同为青壮年的熙元帝则显得有耐心和政治智慧得多。宪宗变法采取了由经济到军事文化再到政治的渐变策略，且每次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小修小改，但在二十余年的变法期内改革却持续不断，小步快跑、久久为功，终于量变引起质变，将中华大地导向了全面现代化的正轨。

相比而言，经济上的变革是最简单与容易的，至《明是变法令》颁布之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各式各样的现代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顺帝国境内出现。熙元维新则是在这个趋势上添了两把柴——金融现代化与大规模基建。

早在昌德年间，顺帝国便出现了近代化银行日升昌和明寿堂银庄，且在勋贵资本的加持下，两家银庄亦参与到铸币活动中。但是，直到熙元初年，顺帝国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依然是民间借贷为主，且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缺乏监管。同时，深谙西学的宪宗皇帝，对于西洋各国的经济政策亦有深入了解，英法两国皆早已成立中央银行调控国家金融市场，且各国亦多设有证券交易所以供企业融通资金。企业工厂若为骨肉，资金则是精血。因此，熙元维新第一步便是要打造一套顺帝国自己的金融体系。熙元十二年（1864年）底，宪宗便下旨天佑阁研究筹办中央银行及构建金融市场事宜。次年，天佑阁便行文户政府，由户政府牵头日升昌银庄、明寿堂银庄、太平洋银庄（太平洋公司下属金融机构）、皇顺银庄（李顺皇室独自设立金融机构）等主要银庄机构组建中央银行。同年秋，顺帝国的中央银行——皇顺中央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直接对天佑阁负责。同年，皇顺证券交易所也在松江府挂牌成立，并且户政府亦下设金融司专门监管各金融机构。此后，皇顺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商业银行等银行机构相继成立，加上松江交易所的扩张，顺帝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大大拓宽，为工业化道路注入了大量精血。

另一方面，自从在松江坐了一次火车后，宪宗皇帝就深深爱上了这头工业怪兽，一直有心让铁路修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金融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修路融资。此外，除了由朝廷主导修建以外，顺廷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场，并通过证券市场向民间融资，以最大程度调动全国的修路热情。截至宪宗驾崩，顺帝国境内铁路里程已超一万公里，十九省皆已通铁路。另外，宪宗对于航运亦十分重视，熙元十三年（1865年）便让李鸿章将松江船政局拆分为江南造船厂和轮船招商局、将福建船政局拆分为南洋造船厂和南洋船政局，以便专司造船和航运事务。同时，宪宗亦下旨在旅顺设立北洋造船厂和北洋船政局，由此顺帝国北洋、东洋和南洋的三套近现代航运体系成形。

6.4. 税收与财政

顺帝国起自草莽，在同济会运动前，顺帝国建立的过程堪称华夏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农民起义。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法律上被彻底取消，每二三十年进行一次的清户丈田使得历朝历代严重的隐田问题被有效抑制。因此，顺帝国甫一建立便有着历朝明面上最重的田赋（十征一），不过底层农民的负担反而较低。

但是，自通宜朝以来白莲教乱、两次鸦片战争、同济会乱等大规模战事不断，顺帝国国库见底。为筹措资金组建新军，宪宗除了卖官鬻爵以外，还给各洋务派大佬在辖区征收税费的权力。在熙元三年（1855年）前往欧美考察后，洋务派参考西洋各国盛行的商品税（excise tax）制定了厘金制度。厘金直接对产品征收，主要针对的对象包括盐、铁、酒、布、瓷、油等各类商品，顺帝国政府在各大城市设立税局，要求各商户自行前往完税以领取凭证。各地官府会定期派遣官差巡查市场商户，检验完税凭证，未予完税者，收缴一切货物、追加罚款，情节严重者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厘金征收方便，且征税成本亦低，同时由于同济会运动，大量地主转型为工商业资本家，这大大扩充了厘金的税基。截至熙元九年（1861年），在洋务派控制的六省范围内，厘金贡献了一千三百余万元的财政收入。由此，在熙元十三年（1865年），顺帝国便将厘金的征收范围扩展到了全国。熙元十五年（1867年），厘金正式更名为商品税，成为顺帝国正式税收，每年为顺帝国带来二千万元以上的财政收入。

熙元十四年（1866年），顺廷时隔十年再度派遣考察团前往欧美进行访问，这次考察活动由李鸿章带队，并有大量日后维新派面孔加入（张之洞、唐廷枢、刘坤一、吉田松阴、木户孝允等）。同时，除了引进技术和人才、增进商业和文化交流外，考察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各国法律、制度，辅助顺廷进行维新变法，尤其是税收制度，从而为顺帝国的工业化进程供给资金。熙元十五年（1867年），考察团完成考察工作，同时也将收入税的概念引入了顺帝国。经天佑阁多番研究后，熙元十八年（1870年）收入税正式推出。顺帝国的收入税对城市工商业户主征收，凡年入超过一百银元者征税三元、超过两百元者征税十元、五百元以上者征税四十元。此后，收入税带来的收入逐步增长，至熙元末期，收入税每年贡献财政收入达千万元以上。

另外，早在熙元维新之前，顺廷便已开始整顿关税系统，学习西洋各国组建现代海关系统。在户政府下设海关司，总管各省、总督府和藩国市舶司。由此，顺帝国关税收入迅速增长，至19世纪70年代，田赋、商品税、关税、收入税四项构成了顺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此外，顺廷亦学习西洋各国，设立了契税、印花税和交易税（仅针对证券交易）等税种，作为国家收入的补充。

至熙元二十八年（1880年），中国税收收入达到惊人的1.54亿元，考虑到出售国债融资以及货币贬值带来的收入，中国财政收入据估计突破了2亿元大关，标准着中国税收改革取得成功。税收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同时产业的发展也支持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至1900年，中国财政收入更是达到了4亿元以上，超过英国的40%。

6.5. 陆军改革

同济会乱平息后，宪宗皇帝最头疼的两件事就是沙俄和牙兵。英宗朝在英法和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朝廷手中的府营兵精锐所剩不多，但太平天国却风头正盛。由此，宪宗不得不学习文宗放手朝臣通过乡党募集牙兵平叛，待会乱平息，顺廷中央和洋务地方派的实力对比却有些许微妙。直属中央的新军精锐仅有十五万，而洋务派手中的牙兵却达到了二十三万之巨，并且刺马案的爆发，更是惊醒了宪宗，这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君不见渔阳鼙鼓乎？但是，宪宗亦非闭塞少闻之徒，明了变法维新乃是国际大势，对于洋务派既不能放任又不能完全打倒。所以，在军事领域的改革，宪宗的脚步可谓缓慢而慎重。

不过，持续十四年的同济会运动，却也极大地助力了宪宗的改革。太平军和捻军一口气打烂了豫、皖、苏、鄂、湘、赣、桂、浙八省的府兵体系，同时营兵大半也折损在其手中，为宪宗大大减少了军改的潜在阻力。熙元十二年（1864年）初，顺帝国走出了军改的第一步，宪宗下旨兵政府牵头江西制将军清查江西全省府兵额员以及军户授田情况。由于之前江西全省府兵几乎被太平军全灭，清查活动基本没遇到什么阻力，于该年中便完成。其后，宪宗下旨裁撤江西府兵军户，凡久未出操、家中无丁入伍、自愿退出者皆转为民籍，所授田亩归其所有以作安置。由此，全省军户十之八九皆转作民籍，其间亦未有变乱发生。至熙元十三年（1865年）底，江西省府兵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见江西一省清理府兵进行顺利，宪宗皇帝便会同天佑阁研究西洋各国所行的征兵制，准备皆淘汰府兵之际推广全国。

熙元十五年（1867年），宪宗下旨，顺帝国在十年内逐步淘汰府营兵制，学习西方构建征兵制。同时，天佑阁亦给出具体执行方案：首先，在十九省及六大都督府范围内清查军户额员及屯田情况；其次，按江西省案例，裁撤不符要求的军户，所有授田转为原军户私田；最后，对于符合军队要求的府营兵，按自愿原则决定去留，若仍选择留在军中，则重新安排隶属，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另外，对于五营兵则是给与相对于十年饷银的安置费以资退伍，资金来源于国债。

此外，军改的重头戏对于洋务派牙兵的处置，宪宗同样先在江西做出示范（实验）。首先，在四大洋务总督中，胡林翼及其赣军实力最弱，胡林翼本人也无二心，化解地方实力派威胁从赣军开始也最合适。其次，江西全省都曾纳入太平天国统治，对于其传统乡绅社会结构打击最彻底，顺帝国收复江西后，也获得了大片无主荒地，有了安置牙兵的资本。熙元十一年（1863年），宪宗便下旨调胡林翼为工政府尚书。熙元十二年（1864年），宪宗再下旨赣军兵士按自愿原则决定去留，凡选择退伍者因功授田二十亩至二百亩不等；凡选择留下者因西洋例擢拔为士官，以训练新征入伍壮丁。另外，宪宗对于赣军中基层军官亦多有赏赐银元、田亩等。宪宗在江西的行为再度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其他洋务派新军士卒及中基层军官对于军改亦持欢迎态度。其后数年间，顺廷中央逐步消解了数量庞大的牙兵，仅留部分精锐作为组建新军的骨架。同时，对于剩下的牙兵， 顺廷中央也通过调防、打散安置、退伍等政策，斩断了军队与洋务派的联系。由此，宪宗消弭了国家分裂的风险。

熙元二十六年（1878年），顺帝国完成对于陆军的改革，全国保有常备军约70个军（每个军1.5至2万人不等），共120余万人。十九省及各都督府（总督区）实行征兵制，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子皆有义务服兵役，服役期至少一年。整个朝贡圈范围被划分为七大军区，每个军区交由一名权将军负责。另外，华军亦全面换装了近代化军事装备，并按德国的陆军操典设计了皇顺陆军操典，实现陆军现代化。

6.6. 组建海军

相比陆军改革，顺帝国在海军建设上受到更少的阻力，主要的问题还是先于资金和技术。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文宗便采纳理藩院卿林则徐的建议，组建了松江船政局，开始研制蒸汽船。不过，限于技术水平落后，在最初几年内松江船政局并无斩获，只引进了几艘风帆战列舰，主要还是负责战舰的维护和修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顺帝国水师再度大败于黄海，进一步刺激了顺廷高层，决心加快整顿水师。

熙元以后，顺美建交，通过技术和人才引进，顺廷组建了江南造船厂、南洋造船厂和北洋造船厂三大现代造舰工厂。并且，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顺帝国除了交好德、美两国外（1867年顺廷祝贺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并互设大使府，建立长效外交关系），也逐步缓和了与英法两国的关系。熙元十八年（1870年），中英互设大使府。熙元二十一年（1873年），顺法互设大使府。外部环境的宽松，也为顺帝国进一步引进西洋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顺廷在财政制度和金融体系建设上的成效，也进一步反哺了军事建设。熙元十三年（1865年）以后，顺廷财政收入逐年快速增长，为海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由此，顺廷在海上力量的构建上捷报频传。熙元七年（1859年），顺帝国第一艘自建的运输蒸汽船下水。次年，第一艘自主设计、建设的蒸汽战舰下水。熙元十五年（1867年），顺帝国自主设计、建设了第一艘铁甲舰。至熙元二十三年（1875年），顺帝国形成了以铁甲蒸汽舰为主力的北洋、东洋和南洋三大水师。熙元二十五年（1877年），宪宗下旨从陆军系统中将三大水师剥离，单独组建海军，分别称为北洋、东洋和南洋舰队，各交由一名权将军主管。次年，宪宗下旨组建陆军部和海军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分别交由一名大将军（从一品虚职，多由勋贵担任，实权掌握在下属的参谋处）主管。至此，陆海两军的现代化改革完成，顺帝国在长达十四年的军改长跑中，逐渐化解了藩镇割据的危机，并完成了现代化新军的组建。同时，皇帝再度牢牢地将军权抓在自己手中。

6.7. 科学与教育

相比官方的行动，顺帝国民间早就开启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对比现实的清帝国，顺帝国在社会文化上要开明得多，且与西洋各国的交往也更加深入、频繁。由此，明末以降的西学派迅速壮大，特别是暗合实学理念的启蒙思想传入后，直接催生了儒学新流派—启蒙儒学，更是致力于中西合璧，将西学与儒学结合，所谓“儒耶合流”。因此，通宜后期以来，顺帝国对于西学的吸收不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对于西洋各国的文化、制度、思想理念也多有学习。其中翘楚则是以“岳麓、东林”为代表的民间书院。由于长期浸淫“经世致用”和“经国济民”的实学思想，岳麓和东林书院一直致力于探求解决实践问题的知识，而不是坐而论道、埋头于故纸堆，囿于金石、训诂等无用于民生经济的学问。自昌德年起，部分以实学为指导的书院便开始收罗西洋有关历法、农学、数学、格致之类的实用书籍，其中更是不乏对于西学有造诣的学者，典型代表则是龚自珍、林则徐之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战场上的惨败，顺帝国学界回忆起了前明被东虏支配的恐惧，开始积极寻求自强之策。西学派大儒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先后讲学于东林和岳麓书院，从此“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成为儒学的主流思潮。熙元三年（1855年），顺帝国第一支考察团访问欧美，欧美各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给洋务派官员留下深深的印象。归国后，顺廷便开始组建各类专门学校，诸如松江船政学堂、天津军事学堂等，以供相关工作人员学习。另外，顺廷也逐渐与欧美各大学建立联系，开始陆续派遣翰林院官员、进士、举人等赴欧美留学。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开始在维新变法的过程崭露头角，被称为“维新派”。其中，亦有部分留学投身教育事业。熙元十二年（1864年），在归国举子的主持下，岳麓书院和东林书院仿照西洋大学，改组成为岳麓大学堂和东林大学堂，不再简单地以教授儒学经典为目的，除了儒家经典外，也开始大量教授西学内容。同时，由于科举形式的改革，举子对于学习西学的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书院也开始加入改组为近现代学校的行列。

顺帝国官方也开始着手对教育体系进行变革。一方面，出于培养洋务人才的目的，早在通宜年间顺帝国便开始将西学内容加入武举实务科考试；另一方面，宪宗开启维新后，亦陆续增开了格致、明算（数学）、农科、医科、经济、律法等科举科目，原有的教育体系开始与科举体系不适配。于是，熙元十八年（1870年），在吉田松阴（日本长州藩士之后，在长州藩主德川敬亲推荐下前往长崎参加科举，中举后前往东林书院学习，后赴美留学取得耶鲁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归国后被宪宗赐进士出身）建议下，太学改组为京师大学堂，吉田松阴亦任职第一任祭酒。熙元廿年（1872年），以翻译西洋图书为目的设立的广州同文馆亦改组为同文大学堂，开始教授儒家经典和西学。此后，以“中体西用”为理念的近代大学开始在顺帝国大量出现，这些大学在坚持教授经学（必修）之外，学习西洋的办学方法，分专业教授学生现代科学。

此外，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顺帝国与欧美各国关系缓和，技术引进的速度加快。同时，顺帝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增加，按照以往通过雇佣西洋人才或简单翻译西洋著作的方式来指导现代化工作已渐渐行不通。熙元二十四年（1876年），顺廷仿效西洋各国改组钦天监为格致院、农学院，以专司研究科学技术。其后，顺廷亦展开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学习钻研欧美政治和经济制度，于熙元廿八年（1880年）组建社学院。次年，再从格致院中分割出工学院，翰林院亦改组为经学院，以专司儒学研究。由此，由经学院、格致院、农学院、工学院、社学院组成的顺帝国科研体系亦基本成形。

6.8. 科举

早在通宜后期，顺帝国便开始变革科举制度，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在武举实务科考试中加入了格致、地理、数学的内容。进入熙元时代后，宪宗在改革科举的过程中，一直遵循小步快跑、增量变革的原则，不追求毕功于一役，在不触及传统儒学举子利益的情况下，增量录用西学学子。在熙元十四年（1866年）至熙元廿六年（1878年）期间，陆续增设了明算（数学）、格致、农学、医学、经济、律法等科举科目，并确定了因岗设考的原则。即根据具体岗位需求设定考试内容，而不是统一只考察经义、策论等。举子应试需先确定报考岗位类别，其中有文职、武职、司法、经济、格致等岗位类别，不同类别所考察科目亦不同。但无论何种类别，都必然考核经义和策论科。

宪宗在扩大录取规模的同时，亦简化了科举的流程，先后取消了殿试和会试，仅保留了院试和乡试两级。并且，从翰林院的基础上分离出考试院，以专司科举事宜，将院试的控制权收归中央。熙元廿三年（1875年），天佑阁再度发文，凡通过院试举子，需入有司供职三年以上，方可参与乡试。从此，基层工作经验亦成为顺政府铨选官员的必选项。熙元廿六年（1878年），科举正式更名为“皇顺政府工作人员考试”，院试更名为“皇顺政府工作人员普选考试”，以“普选”简称；乡试更名为“皇顺政府工作人员遴选考试”，以“遴选”简称，标志顺帝国建立近现代官员选拔制度。在新科举的制度下，由考试院根据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的实际用人需求，安排各科目考试（普选每年一次，遴选每两年一次），并以考试成绩确定录用人员。秀才、举人等身份亦由此取消。不过，由于顺帝国对于科举士绅的特权本身就多加限制，加上同济会乱期间大肆买卖科举身份，该举动并未引发士子的大规模骚动。毕竟，还是通过考试当官。

6.9. 社会文化

由于顺帝国没有海禁，自宁盛年间起官方、民间皆与西洋各国多有交流。特别是通宜后期以来，在洋务运动中大量西方的技术、思想被引入顺帝国，也激起了社会文化上的变革，尤其是新闻出版行业的爆发。早在宁盛年间，顺廷便改前明的《邸报》为《京报》，定期印刷发送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至昌德年间，仁宗有心利用京报教化百姓，抢占舆论高地，于是改京报为官版和民版，民版《京报》每月一次向公众发行，由书商荣禄堂负责印刷发行。由此，《京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现代、商业化报纸。至通宜晚期，顺帝国又陆陆续续出现了《申报》《宁报》《穗报》等民营地方性刊物，但是发行范围仅限于一城、主题也仅限于地方时事。洋务运动以后，西方印刷技术和新闻出版经营理念被引入，也催化出《申报》《大公报》《京报》三大全国性报纸。但是，对于媒体宣传利用得最好的反而是太平天国，定鼎天京后，在天王的要求下，太平天国便开设了半月刊《太平报》，在太平军活动范围内大肆发送。会乱平息后，深刻认识到宣传力量的宪宗，下旨在礼政府下设新闻司，专司审核各类刊物。不过，囿于基层行政力量有限，大量不被官方背书的思想依然通过印刷宣传刊物大规模传播，也有力地推动了顺帝国立宪，乃至革命的进程。

另外，自昌德年西洋文化便开始影响顺人的饮食、服饰、建筑以及交通等方面。特别是在交通和服饰方面。大顺以武立国，太祖、世祖和太宗皇帝皆深恶前明迂腐之风，禁绝各级官员乘轿，哪怕皇帝也只能乘马或乘车。仁宗朝以后，西洋加装减震装置的四轮马车被引入顺帝国，便逐渐成为社会显贵出行的首选。宪宗朝大兴铁路建设后，火车更成为顺人远行的首选。此外，洋务派整编新军，亦按照普鲁士陆军军装设计了新军服饰，在后面的军改中成为华军标准制服。同时，宪宗亦发挥了自己在油画上的造诣，简化普鲁士军装设计了所谓的“新常服”，作为自己的戎装。上行下效，新常服亦逐渐成为顺帝国成年男子的日常着装。不过，汉服依然是顺人在正式场合的礼服，在外交场合官员亦需着公服。

最后，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等理念流入顺帝国，封建等级观念以及儒家伦理体系加速崩塌。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长江领域诸省的乡绅社会被彻底打烂，封建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也由此消散。同时，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过程中，更契合工业社会的近现代理念迅速传播，自由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另外，同济会失败后，信众多被流放南洋（卖到美洲），其中不少人在思索为何失败后，最后转向支持主资产阶级革命，后来更是在檀香山成立同盟会，成为顺帝国的掘墓人。

6.10. 政治

政治改革是熙元维新中最复杂也最微妙的部分，后世学者分析宪宗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近代化和集权两大目标，从行政、司法、外交和立法四方面对陈旧的中华帝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变革。

首先，宪宗根据实际需求逐步增设商务部、农业部、交通部、公安部等部门，并将户政府拆分为财政部和人事部，将礼政府拆分为外交部和文教部。天佑阁依然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但采取集体决策和集体负责的原则。在基层治理上，将各府州县所雇吏员纳入人事部统一管理、登记造册，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其次，在司法方面宪宗改大理寺为大法院，同时在省府县建立三级法院机构，以专司司法审判工作。另外，都察院仍然负责检察工作，亦在省府县建立三级检察机构，以专司督查。大法院和都察院分别由大法院卿和都察院卿统领，皆升格为正二品，与天佑阁大学士平级，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自熙元二十年（1872年）起，宪宗便仿效西洋，以退伍军人为基础在地方构建警察体系，形成由公安部直达县公安所的垂直管理体系。通过由法院、都察院和公安构成的公检法系统，顺帝国中央牢牢把控着各级地方的动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然后，在外交方面，宪宗则是务实地构建了朝贡外交和非朝贡外交两套体系。对于朝贡圈各国的外交，由理藩院负责，顺帝国在各国设立天使府，各国作为中国的保护国而存在。对于非朝贡国的外交，则是由外交部负责，顺帝国与各国互设大使府，以维持长效外交关系。此外，对于作为内藩的朝鲜、琉球、安南、广南、兰芳和戴燕六国，宪宗参照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体系中普鲁士和其他各邦国关系，设计了各内藩与顺廷的关系。各国王室依然保留，但是凡县级以上主官的任免需经顺廷审批方可生效，且各国的军事和外交需让渡顺廷。

立法上，顺廷的行动却始终迟缓，根据后世解密资料，宪宗一开始对于西方的议会政治颇为鄙夷，称之为“腐儒饶舌”。但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了解到《德意志帝国宪法》后，宪宗如获至宝。甚至于熙元廿五年（1877年），专门派出考察团前往德意志帝国学习。其后，宪宗力排众议在熙元卅一年（1883年）组织了第一次资政会选举，其后便参考《德意志帝国宪法》设置《皇顺钦定宪法》，至熙元卅六年（1888年）《皇顺钦定宪法》在全国资政会上高票通过。《皇顺钦定宪法》规定中华帝国皇帝至高无上、万世一系，掌握帝国官吏任免权、立法权、军权、外交权及对议会的控制权。同时，资政会作为帝国的立法机构，同时也对各级政府拥有监督权，有权要求审查各级政府的政策和人员，甚至要求罢免天佑阁，但需获得皇帝批准。

由此，宪宗通过熙元维新将军队、内阁、司法和立法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皇帝成为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仲裁者。通过在军队、政府、司法系统和资政会之间离岸平衡，皇帝可以确保自身的至尊地位，似乎宪法中规定的万世一系已然实现。

7. 西北之役

同济会乱和念乱除了打碎了江淮流域的士绅社会外，还附带引爆了西北的变乱。加上英国、沙俄和顺帝国在中亚的三方博弈，中亚地区成为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的焦点。

7.1. 背景

昌德年间平准成功后，顺廷对西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按照民族、主教和生活方式，西域都督府治下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顺帝国在东部地区设置哈密、定西（驻地吐鲁番）折冲府。由于气候环境条件，二城更多作为贸易点存在，顺廷通过勘合贸易羁縻统治着周围的部族。其次，在天山北麓和伊犁河谷地区，顺廷分别设置迪化（驻地乌鲁木齐）和伊犁折冲府，通过鼓励府兵和汉族移民屯垦，顺帝国在这部分地区有着较强的控制力，截至19世纪70年代西域都督府汉民已超80万。然后，在准噶尔盆地、外西北和阿尔泰山地区，顺廷分封了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和绰罗斯四汗国，羁縻统治信奉黄教的蒙古人。最后，在天山以南，顺帝国册封回教封建主为伯爵、世职威武将军，准许白山、黑山两派自主，在这部分地区顺廷的控制力最弱。和义年间，在浩罕的支持下，张格尔潜入天山以南叛乱，顺廷调度漠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多省府兵镇压，后来亦设置塔城折冲府（驻地塔城）。但是，张格尔之乱亦导致了川楚陕多省兵力空虚，间接导致了川楚白莲教之乱。

石达开北伐后，淮北捻军做大，与南方的太平天国遥相呼应。自熙元八年（1860年）起，捻军就一路向西流窜到陕甘青一带，与白山、黑山两派合流。熙元十一年（1863年），捻军占领安西、肃州两地，阻断河西走廊。另一方面，在同济会乱期间中侵占外西北地区的沙俄也凑准了机会，不断煽动白山、黑山两派封建主。在回教事务上，顺帝国一直偏向组织度低、本土化高的底格木派（老教），不仅将河套、甘肃、青海视作老教自留地，还有意将老教引入天山南麓，以对冲采用门宦制度的两山派。由此，南疆封建主多有不满。熙元十二年（1864年），南疆各封建主纷纷跳反，要求迎回张格尔之子卜素鲁克。受沙俄资助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协同卜素鲁克于次年侵入南疆。至熙元十五年初（1867年），阿古柏终于占领围城两年的伊犁，并建立“洪福汗国”，其后为摆脱沙俄的控制，阿古柏开始接触英国。沙俄则直接出兵占领伊犁，以警告阿古柏当局。熙元十六年（1868年），沙俄与洪福汗国签订《俄洪友好通商条约》，将阿古柏政权纳入沙俄保护国范围。但是，直指西北之役结束，迪化、哈密、定西三府皆掌握在顺帝国府兵手中，也成为后来西北之役胜利的关键。

7.2. 经过

熙元十二年（1864年），宪宗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负责清缴捻军乱匪。至熙元十四年（1866年），楚军基本清缴完毕盘踞在甘肃、西蕃的捻军，河西走廊畅通。顺廷改任左宗棠为西北总督，备战出击西域。然而，次年伊犁旋告沦陷，宪宗当机立断命左宗棠先行领楚军部一万五千人进驻迪化，戒备阿古柏势力。但是，沙俄却同时遣使顺廷，要求顺帝国“和平”处理西北争端，甚至透露沙皇正在考虑与阿古柏签订“友好”条约。

顺廷内部便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反对在西北用武，会乱和捻乱方才平息，且英法在南洋更是咄咄逼人，南洋相比西北经济收益可谓天壤之别，于当下交恶沙俄，得不偿失。与之相对，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却坚持强硬对待阿古柏和沙俄，若是沙俄顺利吞并南疆，则天山北麓四汗国亦不保，整个西域也难存，是以河西将正面俄军。何况，沙俄自平宁以来，对漠北亦动作不断，若不力保西域，顺帝国将面对超级加倍的准格尔。

宪宗皇帝虽然舍不得西域万里山河，且深知天山北麓和伊犁河谷乃是西北府兵利益所在，但也不愿擅起兵戈，与沙俄交战。熙元十六年（1868年），宪宗一方面下旨由李鸿章组织外交专团，联络英俄两国共商中亚事务；另一方面也增调楚军两万到迪化，并让左宗棠抓紧备战。在三方会谈中，英、中双方皆不愿看到沙俄在中亚过度扩张，要求沙俄不得干涉洪福汗国事务，且俄军需撤出伊犁。沙皇特使知道英军正陷在阿富汗泥潭，不可能强力干涉西域事务，且顺帝国刚刚平息会乱和捻乱，急需休养生息，亦不愿擅起战端。于是，特使表示洪福汗国乃是俄国保护国，不能接受中英双方的无理要求，第一次会谈以失败告终。会后，沙俄和洪福汗国立刻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并增加驻伊犁俄军至1.3万人。熙元十七年（1869年），顺廷再度遣使警告俄方，要求沙皇承认西域乃中国领土，且俄军撤出伊犁，否则顺方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维护自身利益，“勿谓言之不预也”。但是，俄方依然拒绝顺廷一切要求。

熙元十八年（1870年）四月十六夜，华军突袭南疆门户达坂，五日便克复达坂，歼敌四千。其后半月间，华军又克复托克逊，阿古柏次子海古拉弃军而逃，南疆门户洞开。至熙元十九年（1871年）正月，华军克复南疆全境，阿古柏及反叛回部头领皆处斩首。但是，占据伊犁河谷的俄军依然拒绝撤退，且要求中俄双方重新划定边界。四月，中俄双方展开第二次和谈。俄方同意归还伊犁河谷地区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但是要求中国支付赎地费一千万元。中方不愿扩大战事，表示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赎地费，但是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经过多轮谈判，俄方可接受的最低数额为七百万元，中方彻底失去耐心，谈判再度以失败告终。熙元十九年秋收后，刘锦棠领兵两万进入伊犁河谷，准备武力收复失地，伊犁之战爆发。同时，伊犁河谷的汉人移民纷纷起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伊犁河谷两月旋告克复。华军乘胜追击，席卷伊犁河流域，至次年春华军克复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

7.3. 结果

熙元二十年（1872年）六月，中俄英三方展开第三轮谈判，在英国的调停下，中俄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约定双方以巴尔喀什湖—葱岭划定双方势力范围，顺帝国保住了相对于现实伊犁将军辖区地带，沙俄也顺利吞并了哈萨克汗国和浩罕汗国。同时，沙俄保证不再支持阿富汗，不会介入阿富汗和帕米尔高原事务。熙元二十三年（1875年），顺帝国改西域都督府为西域总督区。宁丰三年（1891年），顺帝国改西域总督区为西域省，并于五年后组建第一届地方资政会。

8. 中德友好

就在中俄英三方围绕中亚展开博弈的同时，欧洲大陆也爆发了“普法战争”，普鲁士大获全胜，德皇在凡尔赛宫完成加冕。普鲁士崛起与法、奥等欧陆传统强权多有冲突，宪宗也从中找到了改善顺帝国国际环境的机会。早在熙元十四年（1866年）顺廷组织第二批欧美考察团时，宪宗便要求考察团延长在北德意志邦联访问时间，同时敲定中德两国互设大使府。熙元十九年（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同时《德意志帝国宪法》也颁布实行，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英国的君主制宪政样本。宪宗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制度颇为欣赏，再于熙元廿四年（1876年）派遣考察团前往德国，专门学习、研究其政治体制。

考察团在德停留长达半年，相识于熙元三年（1855年）的俾斯麦、李鸿章二人也终于实现了彼此的抱负，俾斯麦成为德国首相，李鸿章也入主中国天佑阁。二人就中德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展开了深入的洽谈，并达成诸多共识。同时，彼此也敲定了德皇孙女夏洛特（Charlotte of Prussia）与宪宗第三子蓉王李并川、宪宗幼女德仪公主李并娑与德皇孙子亨利（Henry of Prussia）的婚事。此后，中德两国皇室、贵族亦多有联姻。熙元廿六年（1878年），德国皇储弗里德里克三世回访中国，受到顺廷的热情接待。其间，宪宗甚至热情地称呼弗里德里希为“亲家”（my dear Brother），用新习得的德语与弗谈笑风生，向弗展示自己的油画作品，并亲切地探讨钢琴演奏技巧。弗里德里希也被宪宗的才气和个人魅力折服，在日记中称呼宪宗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对于西方的历史文化、时事形势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对黑格尔、康德乃至马克思等德国思想家都有了解。弗里德里克甚至表示，希望自己也能在日后成为宪宗这样一位学者君主，而不是容克武夫。

另外，中国亦借助德英两国皇室的姻亲关系，协调中英关系。该行动也符合德国孤立法国的战略，在德方积极奔走下，中英两国关系在70年代迅速升温。通过结盟德国，中国有效地改善了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如火如荼进行的维新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加上熙元初交好美国的行动，中国维持了与沙俄外主要大国的友好关系，直到“中法战争”和“倒幕运动”的爆发。

9. 中法战争

自熙元十九年（1871年）中俄就“西北争端”签订停战协议后，中国内外部维持了十余年的和平，有力地推进了宪宗的维新工作。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贡一带便割让与法国。以西贡为基地，法国沿着湄公河在不断开拓自己的控制范围，严重影响着顺帝国在朝贡圈内的利益，二者的战争一触即发。

9.1. 背景

平宁八年（1852年），中国在《天津和约》中将西贡一带割与法国。1858年，法军以协助真腊（柬埔寨）收复失地为由，又强行攻占了广南国南圻六省，从而完全掌控了湄公河三角洲。1862年，法军准备再度北扩其控制范围，派兵进驻其殖民地北部边界。顺廷当机立断，派遣顺化折冲府兵与殖民军对峙，并击杀了法方十余名侦察兵。殖民地当局意识到顺廷态度坚决，不允许法国触碰其在内藩利益，方才暂时放弃对广南国的攻略。1866年，法国与真腊签订《法真友好互助条约》，真腊将南圻六省正式割让法国，并成为其保护国。1871年，“普法战争”惨败后，新上台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为缓解国内不满情绪，加快扩张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利益。1873年，法军出现在真腊与澜沧（老挝）两国边界，要求澜沧与法国签订“友好条约”。至1879年，法国已经完全掌握湄公河中下游地区，真腊、澜沧两国皆沦为法国保护国。同年，法国政府亦设置印度支那殖民地，派遣总督进行管理。

对于法国的越界行为，顺廷亦非充耳不闻，也曾多次发出警告。但是，真腊、澜沧两国境内既无中国驻军，又无天使府联络，不过每年一次进行朝贡，以换取贸易权利。并且，两国朝廷也没有向顺廷发出发兵救援的请求（华军来了也不得跟法军一样，不过是驱虎吞狼），顺廷也师出无名。何况，期间中国与沙俄多有争端，实在不宜再度交恶法国，中国也就口头警告一下罢了。

然而，顺廷的宽仁到了法国眼里则成了软弱，1880年印度支那总督土尔克与信总理称道，“安南、广南二国人口远胜湄公河二邦，期间利益不知凡几，顺廷软弱，我军多次深入湄公河，皆仅与口头警告，诚宜调遣海军，海路协同直取安南、广南，与英国平分中南半岛。”

次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对广南和安南用兵的提议，拨付军费一千万法郎。熙元三十年（1882年）四月，法军海陆并进，出现在顺化折冲府辖区。六月，在法军的围攻下顺化告破，广南国王阮福顺直接弃国逃往安南升龙府避难。次年一月，法军清缴完毕广南境内敌对势力，舰队北上出现在奉化折冲府所辖海域，多次磋商无果后，中国忍无可忍对法宣战。

9.2. 经过

就在法军大肆攻略安南、广南内藩两国的同时，在英俄的资助下日本虾夷、陆奥诸藩以伊达、岛津（原萨摩藩主，萨长之役后改封青森）、毛利（原广岛藩主，萨长之役后改封盛冈）三家为首掀起倒幕运动。不过，天佑阁内为首的两位大学士李鸿章和左宗棠却难得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对法国用兵，绝不能仍由内藩诸国陷落，否则顺廷花费数代人心血构筑的朝贡体系必将分崩离析。熙元卅一年（1883年）中，中国增派西南军区两个军（约三万余人）的兵力进驻安南，同时命令南洋舰队巡视南洋地区，“一经发现法国军舰立即击沉”。七月，两军交锋于奉化一带，由于兵力劣势（一万六千人），法军在付出三百人伤亡后便撤往安南、广南两国边界一带驻守，寄希望于海上取得优势。

在英国的强烈要求下，顺廷放弃封锁马六甲海峡，阻断法军后勤的计划。由此，法国海军准备复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策略，先行进取兰芳作为跳板，再攻占基隆、舟山地区作为基地，持续袭扰中国大陆，将战事扩大，迫使顺廷服软。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中国海军已经完成改革，经过二十多年的造舰和购买活动，三大舰队的规模已经位列东亚第一、世界第五（英法俄意之后）。在马六甲以东海域，顺廷海军有着明显的优势。并且，中国也大力加强了槟州、旧港、兰芳及通商五口等重要城市的岸防。因此，法军舰队在兰芳的岸防炮前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选择退往顺化补给。另一方面，南洋舰队则主动出击，在南洋海域伏击法军主力舰队。熙元卅一年（1883年）十月，两军相遇于广南沿岸海域，一通激战后南洋舰队小胜，法军舰队选择撤往西贡。由此，南洋舰队成功控制顺化海域，配合陆军成功收复顺化折冲府。熙元卅二年（1884年）三月，华军水陆并进西贡，中法双方展开决战。五月，南洋舰队全歼法军舰队，彻底控制南洋海域，截断法军海上补给线。六月，中国陆军围城西贡，对据守城内的法军展开强攻。八月，西贡克复，一万余法军向华军投降。此后，华军席卷南圻六省，同时再接再厉沿湄公河北上，清缴真腊、澜沧两国境内残余的法军。

9.3. 结果

熙元卅三年（1885年）三月，中法两国展开和谈。顺廷通过在日本“倒幕运动”中的退让，换取英国在中法争端中对中国的支持，英国与中国一起封锁马六甲海峡表明态度。六月，法国接受中国一切条件，两国签订《西贡和约》。法方让渡其在印度支那一切利益与中国，归还西贡与中国，允许真腊、澜沧两国独立。熙元卅四年（1886年），中国相继与两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将真腊、澜沧两国纳入保护国，并分别派遣制将军领军进驻。

10. 倒幕战争

1852年和1856年宪宗与亚历山大二世相继成为中、俄两大帝国的皇帝，同样是临危受命，两人接手的都是风雨飘摇的国家；同样是锐意进取，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两人、抑或是整个19世纪末最精彩的大国博弈，则是爆发于1884年的“倒幕战争”，中俄英美相继登场，角力于极东的日出之国。

10.1. 背景

10.1.1. 德川王朝

自宁盛年“萨长之役”后，德川氏携大胜萨摩、长州二藩的威势，展开了一系列旨在集权、巩固统治的改革。首先，德川氏接受顺廷册封，世袭“日本国王”称号，同时强迫在京都的天皇接受“日本国神道天照大神王”称号，由此德川氏在名义上与天皇平等。其次，德川氏携威势，以窜通岛津、毛利二氏谋逆等罪名，减封、改封了诸多外样大名。相比现实，德川氏对日本的掌控力要强得多，天领和御三家领地石高达到1000万，若加上亲藩大名的领地，德川氏控制了日本2/3以上的土地、人口。

然后，德川氏亦参考两汉郡国并行的制度，建立了一套基层治理体系。对于直辖领地，石高5万以下地区设县，5万以上地区设郡，派遣流官（知事、太守）进行管理。并且，参照宋朝官、职、差遣的职级体系，德川朝廷也设计了一套官职并行的官僚体系。同时，天使府在日定期举行科举考试，也为德川氏稳定输出行政管理人才，助力了其治理结构的建设。

此外，德川氏还大肆抬高佛教在日地位，并且借鉴密宗体系魔改了日本佛教，从而形成了“日密佛教”。日密派宣称日本神话体系中的八百万大神都是诸佛在日的化身，其中天照大神则是观音菩萨在日化身，而德川诸王则是观音转世，实乃现世佛。由此，德川氏作为佛教领袖，在宗教体系中也实现与流着“天照大神”血脉天皇的平等。最后，在公家体系中，德川氏强迫天皇设置超位的“假神命总摄天下政务”（摄政）一职，由德川氏世袭。由此，德川氏在神道教体系中，也获得了“假神”身份，且在公家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摄政”称号，与京都的神王并称“二王”。人们也不再以幕府称呼德川氏，而是直接称其为“德川朝廷”或“江户朝廷”。

但是，强大的控制力也给德川朝廷带来了未曾想到的副作用—王朝周期律。至19世纪下半叶，德川朝土地兼并加剧，大量破产农民与低级武士积聚城市。加之外国资本的冲击，导致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兴起的新兴工业大量破产，流民问题日益尖锐。熙元二十年（1872年），长崎附近的流民暴动，拉开了为期六年的“关西起义”的序幕。大量破产农民、失业武士、被压迫的切支丹教徒聚集在一起，攻占田庄、城镇，极大动摇了德川朝廷的统治，也让心怀不满的东北诸藩看出了江户朝廷的虚弱。

10.1.2. 东北诸藩

萨长之役后，德川朝廷的主要反对势力都被改封至陆奥、北海道的苦寒之地（石高低于5万），被江户统称为“东北诸藩”（以岛津、毛利二氏为代表）。由于经济实力悬殊，东北诸藩本难以威胁德川氏统治，但《中美亲善友好条约》的签订却带来了形势的变化。江户朝廷由于畏惧西洋势力的影响，又囿于顺廷的压力，所以将增添的通商口岸设置在偏远地区的函馆。没想到松前、岛津、毛利、伊达四藩却通过接触俄、英、美诸国，实行藩政改革，建立了近代化军队，实力大大增强，隐约间具备挑战江户朝廷的能力。

熙元廿四年（1876年），德川朝廷发敕令，命松前、岛津、毛利三藩领兵前往关西剿灭流民，却遭到拒绝。江户朝廷明了东北诸藩已经事实上脱离中央控制。熙元廿七年（1879年），在关西起义平定的第二年，德川朝廷再发敕令，要求松前、岛津、毛利三藩藩主立即参谨，再度遭到三藩拒绝。次年，江户发兵征讨三藩，然而耗时两年却毫无成效，不了了之。熙元卅一年（1883年），德川朝廷再次发兵征讨东北三藩，再度铩羽而归，两次东北之役的失败向全日本展示了德川朝廷的无能，人心思动。

10.1.3. 俄英行动

《中美亲善友好条约》签订后，函馆开关，除了中美外，英俄两国资本、人员也开始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东北诸藩。自从宁盛朝以来，顺廷就将对日贸易视为禁脔，对于西洋各国进入日本颇为芥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顺廷被迫对英法开放整个朝贡市场，但还是通过关税、行会限制、拉拢美国等手段，挤兑企图在日本扩张势力的英法俄等国。

不过，函馆开关却为后来者们创造了机会。东北诸藩在“江户时代”饱受德川朝廷压迫，对于现有体制多有不满。同时，松前、岛津、毛利三氏封地苦寒，不宜农耕，也急于通过贸易往来改变当前经济状况。松前藩的毛皮、岛津和毛利二藩的金矿与铜矿，以及伊达藩的农产品，使得东北诸藩在经济上居然形成了极大的互补性。熙元二十年（1872年），“关西起义”爆发，给与东北诸藩难得战略机遇期，加大与英俄两国合作。一方面，扩大近代化军队规模，大量引进近代化武器装备与军事教官；另一方面，也与英俄勾结，磋商倒幕事宜。两次东北之役后，英俄两国看情德川朝廷的虚实，不再掩饰，公开支持东北四藩推翻德川氏，建立日本新政权。由英国提供贷款，沙俄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教官，东北四藩正式拉开“倒幕运动”的序幕。

10.2. 过程

熙元卅二年（1884年）初，松前、毛利、岛津和伊达四藩联合发布《尊王讨逆令》，要求所有大名遵奉“京都神王”，讨伐德川氏逆贼，拉开“倒幕战争”的序幕。同时，德川朝廷三度发兵征讨东北诸藩，然而再度兵败如山倒，在东北观望的外样大名皆拉起反旗，加入倒幕行列，江户朝廷形势危机。

此时，顺廷内部亦爆发激烈争端，朝堂之上分为“东洋派”和“南洋派”。东洋派认为，日本是顺廷控制东洋的锁钥，有日本则朝鲜、琉球皆安，失日本则二者皆危；同时，日本虽向来恭顺，然而德川氏却一直有心维持其独立，面子做到满分，里子一点不丢，目前的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正好借题发挥，化日本为内藩。南洋派却持不同观点，目前顺廷正交恶法国，用兵南洋，诚不宜再出兵日本，两线作战；并且，倒幕派背后站着的是英俄两国，若是再与英国交恶，将极大恶化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形势；诚宜以日本为筹码，换取英俄在南洋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

就在顺廷朝堂争论不休时，日本那边却又传来新的噩耗。熙元卅二年（1884年）七月，江户北大门宇都宫沦陷，日本国王德川庆喜直接弃江户，乘船出逃大阪，关东平原不战而易手。八月，睦仁神王在京都城内倒幕派支持下出走江户，与东北诸藩合流。九月，睦仁神王发布《奉天讨逆敕令》，并弃用顺帝国年号，改元“明治”，要求天下臣民“天诛国贼”。躲在大阪的德川朝廷危如累卵，被迫遣使求助于顺廷。

然而，此时华军亦在印度支那地区与法军酣战，天佑阁与朝堂之上再度为日本形势爆发激烈的争端。南洋派坚持认为出兵日本会严重影响中国来之不易的有利环境，且倒幕派起兵不过半年有余，德川氏便丢了半个日本，属于烂泥扶不上墙，不必在为此浪费资源。东洋派则提出，倒幕派与沙俄早有密约，若是倒幕成功，则将长崎一港租与沙俄，由此朝鲜、黄海、乃至京津则危矣。宪宗皇帝也不想如此简单地丢失日本这个四千万人（由于德川氏统治更加稳固，日本人口增长相比现实更快）的大市场，但是也不想就这样与英俄两国撕破脸。最终，宪宗裁定调一个师（约4000人）的新军，以保护华侨的名义进驻长崎。同时，抽调东北军区精锐两个军（约3.3万人）进驻釜山，若是华军遭到倒幕军攻击，则以自卫名义发兵征讨倒幕派。

另一方面，宪宗以德国皇室作为中介联络英方，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日本争端。当然，宪宗及中国政府并不会天真地以为可以在谈判桌上与英俄两国达成共识，只是希望争取时间。熙元卅二年（1884年）十月，庙街港封冻，沙俄与东日本之间物流受阻，同时第一批5000人的德川朝廷雇佣军在长崎登陆。这支雇佣军由太平洋公司在澳洲和南洋募集、美国军官训练后，派遣到日本支援德川朝廷。另外，费用亦由美方银行贷款给德川朝廷。十一月，德川雇佣军在伏见、鸟羽两次成功阻击倒幕军，取得“京都保卫战”胜利，德川朝廷形势暂时稳定。

熙元卅二年（1884年）底，中英俄美四国就日本问题展开第一轮会谈。英俄两国严正抗议中美两国直接干涉日本内政行为，要求国际雇佣军及华军撤离日本。中美两国表示，德川朝廷是日本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认倒幕派政权，同时强调募集雇佣军是德川朝廷合法权益，驻长崎的华军只保护华侨，待日本局势稳定，会自行撤回。不过，中国借此机会与英方就中法战事展开会谈。二月，中英双方达成初步共识，约定皆不直接派兵下场参与日本内战。同时，双方敲定土地互换事项，约定英国以澳洲殖民地墨尔本换取中国的槟州折冲府（马六甲），并且英国支持中国对法行动，一起封锁马六甲海峡。

不过，中美两国与沙俄并未达成共识。三月，德川朝廷利用“募集”的一万雇佣军，展开对倒幕派的反击，双方在近畿、中部地区反复拉扯。五月，沙俄也以保护商民为借口，派兵登陆函馆，顺廷直接派遣北洋舰队北上封锁庙街海域。中俄大战一触即发，英美两国出面调停。六月，四国展开第二轮会谈。其中，中国方面再度利用日本争端来加深对英外交，和英国大使商谈印尼群岛归属问题。

双方约定如下：

顺廷承认英国在东日本一切权益，但是英国亦需承认印尼群岛为顺廷势力范围，不得再挑拨、资助土人反华。不过，顺廷也将完全开放印尼市场，与英国共享香料群岛。由此，借由日本问题这个平台，中国与英国成功理清在东亚、东南亚及澳洲的势力范围划分，并博得英国在日本市场上妥协。

七月，英国大使在会场上态度逆转，表示不再支持沙俄直接介入日本内战，希望各方和平解决日本问题。中美双方对于英国的态度表示赞赏。同时，德国驻华大使也表示，希望各方保持克制。

10.3. 结果

熙元卅三年（1885年）八月，在中英俄美四大国的主导下，德川朝廷和倒幕派签订停战协定，双方约定以琵琶湖—木曾川划定停火线。九月，德川朝廷与中华帝国签订《中日互助友好条约》，（西）日本成为中国保护国，华军常驻长崎。熙元卅六年（1888年），全国资政会通过决议，接纳（西）日本作为内藩加入中华帝国体系。另一方面，俄英两国相继与江户朝廷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在江户设置大使府，承认明治政权。另外，江户朝廷将横滨租与沙俄，允许沙俄在此地建筑军用港口。

“倒幕战争”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日本内战，但是却将中英美俄四大国都卷入了战局，更神奇的是四国借助该平台重新划定了远东格局。亚历山大二世成功啃下了东日本，并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太平洋不冻港，对外扩张的成功为其内部改革大大减轻阻力。同时，沙俄也从法国拿到巨额贷款，1886年西伯利亚铁路开工。美国则是保住了德川政权，起码之前的大笔贷款有了保障。英国则成为整场博弈最大的赢家，以不足万人的墨尔本换取了中国经营多年的槟州，取得了顺廷对吞并缅甸的承认，还获得了东日本的贸易特权。至于顺帝国，表面失去了东日本，但成功将西日本转为内藩；虽然进行一桩亏本的土地置换，却获得英国对顺帝国在印尼主导权的承认。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外交磋商以及在争端中表现出的克制态度，英国各方也认识到与中国深度合作的可能性，有意资助中国作为远东对抗沙俄的工具。此后中国获得大量英方投资，自1886年起中国的基建呈井喷式增长。1885年，中国十九省铁路通车里程仅6000余公里，至1900年已达约1.5万公里。

11. 殖民体系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的朝贡体系便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下走向崩溃。宪宗登基以后，利用一次次边境争端，便开始重塑一套以中国为主导的远东秩序。自熙元朝起，顺廷便开始重建各都督府和藩国的统治秩序。

首先，自设立西域省开始，顺廷便开始逐步对各都督府辖区进行改土归流，西蕃都督府被并入甘肃省，漠南和麓川都督府亦相继设省，黑水都督府则是被拆分为黑水省和吉林省。朝鲜、琉球、安南、广南、兰芳、戴燕、（西）日本等内藩则是直接纳入中华帝国体系，与中国大陆共享一套法律、货币、关税、外交、军事体系，各国县及以上主官的任免需报顺廷中央审批，并且在顺廷的主导下各国也相继设立资政会。

吕宋、苏禄、澜沧、真腊、暹罗、漠北、主地等外藩亦相继与中国签订条约，化为中国的保护国，不对顺帝国商民设置关税。中国在各国享有经商、设厂、投资、修路、驻军等方面自由，并享有治外法权。另外，南洋都督府改立为西贡、旧港、兴南（马尼拉）等总督区以管理中南半岛、菲律宾和印尼群岛地区。最后，通过与英国进行土地置换，中国完全掌握了澳洲大陆，分别设立东澳和西澳两个总督区进行管理。

12. 《皇顺钦定宪法》

熙元卅一年（1883年），大顺帝国组建了第一届资政会，开始研究、制定帝国宪法。熙元卅六年（1888年），《皇顺钦定宪法》第一版在第二届全国资政会获高票通过，正式实行。《皇顺钦定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顺帝国的正式国号为“中华大顺帝国”，简称“皇顺”，国旗为红底日月星三辰旗

二、大顺帝国皇帝至高无上、万世一系，由李家世袭，掌握天佑阁总理任命权、对外宣战权、资政会提案审批权、海陆军权、最高司法裁决权、对所有帝国官吏的审查权等等权力

三、各级政府、资政会、两院（法院和都察院）、海陆军合称“四大班子”，直接对中华大顺帝国皇帝负责

四、资政会为中华大顺帝国立法机构，分为地方和全国两级，各省和内藩邦国设地方资政会，会员由选举人直接选举产生，每县一个名额；全国资政会会员由地方资政会选举产生，每省/邦国五个名额

五、全国资政会负责制定、修订宪法和法律，并有权展开对天佑阁和尚书院的调查，行使谏议权以弹劾中央官员，但需皇帝审批提案方可生效。地方资政会负责选举全国资政会会员、制定地方法规，并有权要求调查地方官员，但所有提案需全国资政会审批方可生效

六、中华大顺帝国政府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中央政府由天佑阁和尚书院组成，天佑阁由若干名大学士组成，负责制定大政方针；尚书院分为若干部，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地方政府分为直辖、藩国和总督区三套体系，帝国直辖地区设置省府县三级地方政府机构，各级政府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免；帝国体系下藩国，根据各自国情设置地方政府机构，但县为基层政府机构，县及以上各级政府主官任免需报天佑阁审批方可生效；各总督区实际情况设计政府机构，总督由皇帝直接任免

七、法院和都察院构成帝国司法体系，大法院和大都察院是帝国最高司法和检察机构，大法院卿和都察院卿直接对皇帝负责，各省、藩国和总督区亦设立地方法院和都察院

八、大顺帝国军队由陆海两军组成，分别由陆军部和海军部管理，陆军部和海军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 …

《皇顺钦定宪法》的颁布实行标志着顺帝国由一个前现代的封建王朝转型为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其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将君主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共和国时代的学者对此批评道，“《皇顺钦定宪法》乃是寰宇最无耻的文件，肆无忌惮地将封建君主制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确定下来。”

熙元卅六年（1888年）《皇顺钦定宪法》通过后，宪宗皇帝便将全国政务基本交由太子李并汶处理，自己则移居蓬莱宫北苑。宪宗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作为一名权力游戏的新手，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小心地掌舵大顺，将这艘巨轮导向了正轨。但是，世人对于宪宗的评价却颇有争议。一方面，他大刀阔斧地维新变法，全力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创造了一处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后人留下了大笔遗产；另一方面，宪宗也被批评对外软弱，甚至被江南大儒们冠以“远东无地王”（Oriental Lackland）的称号，承认缅甸为英殖民地、出让槟州（马六甲）与英国、放弃东日本、允许暹罗与主地作为中英缓冲区（中国不得在二地驻军），可谓四面收缩。不过，宪宗本人却并不在意，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熙元卅七年（1889年），宪宗似乎感觉到大限将至，不再过问政事，在蓬莱宫北苑举办了自己思量已久的画展，向皇顺勋贵和各国显贵展示了自己多年的绘画作品。宪宗将印象派画法和东方写意的理念、花鸟画主题结合，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不过他的作品都极力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毕竟，他也多次表示，相比大顺帝国的皇帝，更想当一个闲散的画家、学者。熙元卅七年冬，宪宗病逝于紫禁城，终于挣脱了权力的牢笼，享年60岁。太子李并汶继位，改元“宁丰”。

（十二）宁丰朝（1890~1893年）

熙元卅六年（1888年）以后，李并汶便以太子的名义监国处理政务，在六年的执政生涯中，度宗皇帝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熙元一朝三十七年，宪宗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度宗则是维持住了这个趋势。熙元卅六年第二届资政会产生，同时第一任天佑阁总理李鸿章也告老请辞，时任监国的度宗批准了该请求。

李鸿章在任内主导了“中法战争”和“倒幕战争”两大事件，拓展了中国在中南半岛的控制范围，也理清了中国与各主要强国的关系，为之后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基础。但是，在对英谈判的过程中，却因显得过于软弱而饱受诟病，光是资政会的弹劾案就受到了三次，不过都被宪宗强行压住了。因此，在资政会换届时，李鸿章选择请辞。但是，无论如何后世学者都认可李鸿章其人乃是华夏近代外交第一人，顺帝国与英美德三国的友好关系都由其一手促成。

其后，度宗任命张之洞为天佑阁总理，与唐廷枢、刘坤一、木户孝允、丁日昌、沈葆桢组成新一届天佑阁。新一届政府在宁丰朝延续熙元以来的大基建政策，积极推进宪宗皇帝的全国铁路网建设。同时，顺廷也在有力强化对边境和殖民地的控制，东北、西北两条铁路线相继规划、建设，以对冲沙俄西伯利亚铁路的影响。另外，顺廷也在推进各都督府建省的进程，并且有序构建各内藩基层治理体系。顺廷在各内藩逐步建设垂直管理的公安、邮政、司法、检查、税收等体系，各国的自主权进一步收缩。

然后，熙元后期开创的有利外交局面得以延续。中国与德美两个传统友邦的关系得以进一步推进，彼此贸易规模不断攀升。同时，最为亮眼的则是中英关系极速升温，英国对华投资额不断增长，极大助力了宁丰、元泰二朝的经济腾飞。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规模快速膨胀，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幅攀升。这一点也反映到了资政会的席位上，工商业主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主主力量。

同时，自宁丰朝起，中国乃至整个朝贡体系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开化，大量本土学者、文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诸如严复、辜鸿铭、夏目漱石、詹天佑、徐寿、徐建寅等人逐渐崭露头角。另外，宁丰元年（1889年），度宗皇帝便废除太监制度，在整个朝贡体系内禁绝阉人，顺廷内宫全部交由招募的宫女维持。并且，大量新式文人亦投身基础教育事业，各类新式中小学在中国涌现，整个社会也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加速。

但是，宪宗皇帝却为皇顺留下了一个致命的debuff—身体羸弱的基因。宪宗不吸烟、非盛宴不饮酒，且每日坚持打半小时以上网球，依然仅勉强活到60岁。而生活习惯更差的度宗在登基后第二年便因中风卧床，国事交由天佑阁负责。宪宗精心设置的制衡体系有效运行的前提便是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君主，度宗以及其后的宁宗都身体欠佳，政令多出天佑阁。由此，代表新兴工商阶级的政府和资政会不断做大，与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军部矛盾不断加剧，而作为缓冲和仲裁者的皇帝却不能发挥调停作用。

就这样，顺帝国迎来了既快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又贫富悬殊、矛盾激化的宁元时代，后世学者将这十余年称为“宁元浪漫”。宁丰四年（1893年）夏，度宗皇帝因病在蓬莱宫北苑去世，享年42岁。

(十三）元泰朝（1894~1905年）

宁宗皇帝整体上延续了度宗“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在行政上对于天佑阁也少有干涉。一方面，宁宗延续了宪宗皇帝一脉身体欠佳的特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高强度工作；另一方面，宁宗本人对于主主也没有太高的热情，更无过人的政治智慧，反倒是选择放手给天佑阁群僚。由此，开明的风气在元泰一朝得以延续，让宁元时期显得“浪漫”。不过，由于皇帝这个至高仲裁者的缺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剧，为咸嘉一朝的社会剧变埋下了祸根。

1. 经济腾飞

熙元卅三年（1885年）以后，英国对华投资额度大幅增长，同时皇顺也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车，经济开始腾飞。工业产值保持每年5%以上的速度增长，至元泰十年（1903年），皇顺及其殖民地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法国，跃居世界第四（美、英、德、中、法、俄）。据后世学者估计，截至元泰七年（1900年），皇顺各省产业工人数量突破500万，另外还有手工工人至少2500万人。另一方面，在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华夏大地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浪潮。据后世估算，元泰七年时皇顺各省城镇化率已经达到18%以上，接近1/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

同时，熙元后期以来的大基建也极大改变了皇顺的基础设施条件。截至元泰七年（1900年），皇顺各省铁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5万公里，实现二十四省（熙元朝后顺帝国陆续增设西域、漠南、黑水、吉林、麓川五省）皆通铁路，另外规划在建及待建的铁路更是高达两万公里。并且，电报也沿着铁路在皇顺境内普及，二十四省皆已提供电报服务。同时，电话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截至元泰七年，北京、天津、松江、应天、广州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纷纷设立电话局，据估计二十四省电话装机数已突破一万台。另外，诸如电灯、汽车、电影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也纷纷登陆顺帝国，并开始大规模铺开。

但是，中国的经济成就依然是建立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之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仍然扮演着一个跟随者的角色。在科技领域还是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主要通过引进、模仿完成工业化进程。同时，高速的经济发展却也加大了中国社会的撕裂，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更多自耕农、小地主破产，涌入城镇工厂勉强谋生。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难以为继，工农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发酵，急需一个出口宣泄。

2. 殖民地建设

整个宁元时代，顺廷在对原都督府辖区进行“建省”和“改土归流”的同时，也积极推进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和建设。

首先，张之洞及其之后的天佑阁延续了李鸿章的外交策略，通过外交斡旋与各大国理清彼此的势力范围，从而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在宁元时代，顺廷与英国、美国、沙俄就南洋、太平洋、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的归属进行了多轮谈判，从而确定了各方势力范围的边界。

在太平洋地区，顺廷与英美约定以东经165度为界，以西属于皇顺的保留势力范围。

在南洋地区，皇顺和英国正式签订《槟州（马六甲）条约》，确定缅甸和马来半岛为英国势力范围，印度支那、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为皇顺势力范围，泰国作为两国缓冲地带，中国国不得吞并、纳入帝国体系、驻军；在蒙古高原，顺廷与沙俄定约，中国协助漠北诸部建立喀尔喀汗国，作为两方缓冲区，顺廷不得吞并、纳入帝国体系、驻军；在中亚地区，中英俄三方签订《伊犁条约》，正式确认“西北之役”结果。

外部环境的缓和则助力了顺廷在南洋和澳洲殖民地的开拓。首先，华军重拳出击以打击印尼群岛的土著势力，强化了对爪洼岛以东、165度线以西岛屿的控制力。其次，顺廷开启了澳洲大开发运动，鼓励国内企业投资澳洲内陆农业、矿产，并积极移民澳洲，再度将澳洲作为国内经济变革的减压阀。最后，顺廷在重新划定殖民地各总督区范围，加强殖民地行政机构建设。由此，中国在各省以外形成了三级治理体系：

一、中华大顺帝国藩国（内藩）。包括朝鲜、琉球、安南、广南、兰芳、戴燕、（西）日本七国。各国与二十四省采用一套财政、金融、司法、立法、军事、外交体系，各国行政领导（总长或国相）由中华大顺帝国皇帝直接任命，县及以上行政长官任命由天佑阁裁定。但是，各国在其他事务上具有一定自主权，地方资政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总督区。包括西贡（辖地真腊、澜沧两国和湄公河三角洲，驻地西贡）、旧港（辖地苏门答腊、爪洼及附近岛屿，驻地旧港）、蒂州（辖地爪洼岛以东印尼群岛、巴布亚岛、太平洋诸岛，驻地蒂州/东帝汶）、东澳（辖地澳大利亚东部，驻地新乡/悉尼）、西澳（辖地澳大利亚西部，驻地金山/珀斯）五个总督区。各总督区总督由皇帝直接任命，皇顺在各总督区保有驻军。但是，各地仅作为中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存在，顺廷并不深度参与地方治理。顺廷对于各地土著首领采取拉拢、分化的治理方略，仅对不服王化的蛮夷出重拳打击。

三、外藩。包括喀尔喀汗国、噶厦、泰国、吕宋、苏禄等国。顺廷与各国分别签订条约，确定各国作为中国保护国存在。中国在各国保有经商、设厂、居住等自由，且有治外法权。但是，各国在内政上基本独立，中国也不在各国驻军。

此外，顺廷还建立了远东合作组织（The Far Orient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FOCO），中华大顺帝国（二十四省与内藩）整体、五大总督区与外藩各国皆作为成员加入，体系内成员在外交、关税、金融等政策上保持一致。该组织也延续到了共和国时期。殖民地体系崩溃后，人民共和国依旧能通过该组织对各成员施加巨大的影响力。

3. 思潮涌动

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宁元时代”，中国思想领域也进行着新一轮变革。自洋务运动开始，大量西方思想被引入顺帝国境内，传统儒学遭到巨大冲击。之后的科举和教育改革中，顺廷虽然确定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但是顺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成型于18世纪的实学思想，与日渐工业化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着式微的趋势。面对如此形势，经学院和民间的大儒们，也开始博览古今、遍阅中西，对儒学进行新一轮变革，通过版本迭代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其中的佼佼者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

康有为，熙元六年（1858年）生人，于熙元廿三年（1875年）通过广州府试，入职南海县为吏；熙元廿六年（1878年）通过第一届新科举（皇顺政府工作人员考试）经学院遴选，任典籍（从八品）一职，专司儒学研究。其后，康有为成功申请外派学习，前往德国学习西方哲学、社会学、史学以及神学，回国后再先后前往东林、岳麓、同文和京师四所顶级高校任教。

丰富的社会阅历也启迪了康在儒学的研究，自宁丰三年（1892年）起，康有为便开始尝试用儒学，尤其是顺帝国的主流思想实学，去诠释西方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观念，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敬爱为民论》《人类公理说》等书籍。在其著作中，康宣扬西方近代思想，中华古已有之，西方的民权学说无非就是华夏的民本思想，儒学本来就是维护民众利益的理论，只是在后世儒学的内涵被宵小（朱熹及其门徒）篡改，贻害数百年；幸而国朝建立，正本清源，以正统的实学替代了伪经的理学，更有敬爱一说，江山社稷全在民心。

由此，康有为否认了近代思想外来的说法，从儒学的角度重塑了一套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的近现代意识形态。其后，康的门徒梁启超继往开来，进一步完善了新儒学的内涵，使之成为“保皇派”、“改革派”与“共和派”论战的重要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华夏文化圈也衍生出了更进步、更激进的革命思潮。熙元十年（1862年），同济会运动彻底失败，大量同济会信徒被流放（卖到）美洲。其后，会众在联邦政府的欺骗下，卷入南北战争，战争结束后又被安置在犹他州。经过与摩门教的一番争斗后，同济会信徒终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城市--盐城（即盐湖城）。

然而，联邦政府断不能接受一个华人主导的州出现。1876年，美国通过《少数族裔安置法案》，规定各州非欧洲移民占比的限额，如果超过限额则会安排移民前往新开辟地区安置。从此，在美华人迎来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断由一个州迁往另一个州“开辟荒地、为王前驱”。

生活的苦难导致华人对美国毫无认同，但是自身又是国内斗争的失败者。于是，在美华人都渴望变革中国，重建祖国。特别是见识了美国的共和体制后，大量同济会信徒转向成为“共和派”。另外，同济会的信念中本身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本，部分信徒在接触到共产主义理念后，更是被深深折服。因此，还有一部分同济会信徒转而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加入了“第二国际”。他们组成了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两支主要的反对势力。

但是，“共和派”、“社会派”的影响始终限于海外华人圈，在顺帝国体系内掀不起一点水花。自熙元朝后期以来，顺帝国政治改革完成，相继成立资政会、通过《皇顺钦定宪法》，并且经济上也开始腾飞。以上两派的主张更是无人问津。直到1908年，孙中山在香檀山联合“共和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多个革命派系组建同盟会，革命党人才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

元泰十二年（1905年）夏，宁宗皇帝因患热伤风加重心脏病，在蓬莱宫北苑突然病逝，享年仅34岁。关于宁宗皇帝的死，一直都是一宗悬案，有人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也有人认为是“修宪派”作案，还有人认为是军部暴走导致。无论如何，宁宗皇帝的离世为蒸蒸日上的宁元时代画上句号。就在其离世的前一年，英法两国化解了多年的恩怨，签订《挚诚协定》，以期共同对付日渐崛起的德国。同时，在法国的引荐下，英俄两国越走越近，英方对华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世界局势愈发紧张，也导致中国内的环境开始转变，而宁宗的意外离世则加速了暗含的变局。

（十四）咸嘉朝（1906~1920年）

宁元朝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逐渐释放完毕，中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保守派对维新派展开一次次反攻，改革事业走向终止。同时，国际形势日渐紧张，各强国之间冲突不断。在190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成形，最终走向“世界大战”。历经“一战”和“沙俄内战”，顺帝国在军事冒险中走向自爆，革命党建立“第一共和”，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向终结。

1. 国本之争

宁宗病逝的过程相当突然，从农历六月初四感染热伤风，到六月初八夜里死于北苑，一共不过四天时间。而且，在染病第二天便不省人事，根本来不及安排后世。同时，宁宗皇后早在十年前便因难产离世，并未留下嫡子。因此，皇位继承上便出现争端，最后演变为紫禁城内的宫廷政变，史称“国本之争”。

在宁宗离世之时，共有两位皇位继承人候选—一位是其长子安王李进璞，时年13岁，其母恭嫔胡氏为原五营军户之后；另一位则是次子襄王李进瑜，时年10岁，其母怡贵妃孙氏为维新派官员之女。从两位皇妃的地位来说，宁宗皇帝无疑更倾向于襄王，这也符合他本人亲近维新派的特征。但是，从宪法的规定来说，安王无疑是更合法的继承人。同时，其母也是五营之后，为安王聚集了军部的支持。

就在宁宗离世之时，两位皇子及其母妃都尚在蓬莱宫。天佑阁群僚有意扶持襄王登基，以继续推进顺帝国的改革进程。尤其是“修宪派”，更是中意年幼的襄王，有意皆襄王年幼、天佑阁代理朝政的窗口期，修订宪法，对君权进行进一步限制，完成所谓的“宪政”。于是，天佑阁便携带着襄王，在六月初八连夜乘火车赶往北京，准备在紫禁城完成登基仪式。另一方面，军部及其背后的勋贵、地主势力在宁元期间饱受打压，更不愿接受幼主继位后，由现任天佑阁代理朝政的情况。军方急需一个代表保守势力的皇嗣继承皇位，以遏制新兴工商业阶级的扩张态势。所以，就在天佑阁带着襄王前往北京的同时，禁军及保守派官员也紧急带着安王母子离开天津，准备抢先一步到达北京完成继位典礼。

可惜的是襄王却抢先一步坐上了火车，禁军方面立即通电给北京公安司防御使（原五城兵马司，正五品）袁世凯，希望他明晓大义，协助安王继承大统。然而，袁世凯也早就收到天佑阁的电话，通知自己天佑阁携襄王承继大统，预计凌晨5点抵京，望做好接应。

此时，袁世凯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到底是天佑阁，还是军部？不同于现实，这个位面袁世凯虽然依然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但是却没有经历朝鲜一番奇遇。同时，从熙元廿六年（1878年）起，袁世凯连考三次遴选都落榜，直到熙元卅四年（1886年）第四次参加公安部遴选方才“中举”，被授照磨（正八品）一职。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以及依靠家族的照拂，袁世凯才升到目前的职位。

面对这次改变人生的机会，袁世凯咬了咬牙，屁股决定脑袋，下令疑有沙俄间谍潜入京城，准备在紫禁城制造爆炸，当夜封锁所有交通要道，全城戒严。同时，自己亲自面见紫禁城禁军统领徐世昌，劝说他与自己一同站在安王一边。徐世昌本就是袁世凯至交，且经袁引荐，方才由经学院调入陆军系统，自然选择一同力挺安王。

凌晨5点，天佑阁和襄王抵京，立刻被公安扣在了北京西站。天佑阁总理张謇明白大事不妙，立刻通电公安部尚书，陈述利害。公安部尚书亲自带人前往西站接襄王入宫，同时禁军也出现在了西站门口，两批人眼看就要擦枪走火。六点，安王一行人抵达北京南站，袁世凯率数名心腹亲迎，并送安王母子前往紫禁城。这时张謇收到密报，方才明了中计。于是，公安部警卫强冲禁军阵营，准备抢走襄王，双方爆发流血事件。然而，安王此时已然进入紫禁城中，军部和各保守派官员相继利用紫禁城中电报和电话通电全国，宣布安王李进璞为合法继承人，临幸北京紫禁城，择日完成大典。同时，他们也指出，公安部尚书伙同怡贵妃孙氏谋反，率人冲击天子鸾驾，裹挟天佑阁及襄王，现已全部逮捕归案。

此时，张謇明白大势已去，对方并没有指出天佑阁参与谋逆，已然给了自己台阶。于是，选择投降，被押送到天佑阁羁押。襄王及以贵妃则直接被软禁府邸，军部及保守派大获全胜。次月，安王完成登基大典，改元“咸嘉”。怡贵妃和襄王相继暴毙，公安部尚书处以绞刑，张謇天佑阁引咎辞职。同时，袁世凯在政坛中火速崛起，在新一届政府中被任命为公安部尚书。

2. 经济危机

2.1. 背景

2.1.1. 保守天佑阁

张謇辞职后，胡氏及咸嘉皇帝采用袁世凯的意见，选择了保守派和维新派都能接受的唐景崇出任天佑阁总理，与张英麟、盛宣怀、唐绍仪、邹嘉来、李殿林组成新一届天佑阁，在咸嘉帝成年之前代理朝政。这一届天佑阁中，保守派和维新派占比4：2，一改宁丰以来维新派主导天佑阁的局面。唐景崇天佑阁中断了酝酿中的土地改革内容，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抑制工商业资本高速扩张，以维护中小地主、自耕农的权利。

2.1.2. 金融泡沫

由于宁元时代推行的澳洲大开发战略，澳洲内陆大量金矿被开采，巨量黄金涌入中国内。这些黄金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催化了元泰年间的金本位改革。自元泰四年（1897年）起，顺廷推出金本位的纸币以替代不变使用的银元，每顺元含金量为一钱，与银元1：1兑换。自此顺帝国国内逐渐退出银元，改为推行可兑换黄金的纸币。自此皇顺中央银行只需要储备黄金，即可印制、发行纸钞。出于筹措资金完成基建的目的，央行往往超发货币，以满足货币需求。同时，各大银行也并没有完善的准备金和保险制度，日升昌、明寿堂、兴业、皇家、招商、劝业六大银行的平均准备金率仅有4.8%。大量货币投入市场，更是导致金融投机盛行。松江交易所股价在二十年内增长了5倍有余，吹起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

2.1.3. 美国银行危机

1907年，美国爆发银行危机，发生严重的银行挤兑，国际金银价格暴涨。危机传导至顺帝国国内，大量持有纸币的国民选择兑付黄金。由于长期超发，皇顺央行黄金储备告罄，银行信用破产，导致更为严重的挤兑行为。同时，松江交易所股价四天内暴跌20%。加之天佑阁抑制资本，“主动”挑破泡沫的政策，全国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第六大银行劝业银行濒临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咸嘉三年（1908年），中国工农业产值增长率跌至负数。

2.2. 影响

咸嘉经济危机是熙元维新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超一年，据估计至少导致一百万产业工人和两百万手工工人失业，其危害仅次于“第一共和”时期的“大萧条”。直到咸嘉五年（1910年），中国的工农业产值方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同时，该经济危机也传导至全球范围，英法德俄都受到严重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各国矛盾进一步激化，也为“一战”的爆发埋下伏笔。并且，由于经济泡沫破裂，失业人口激增，中国国内极党思想开始抬头，间接导致了“己酉事变”的爆发。最后，经济危机和“己酉事变”的爆发，也导致部分工商业主和工人阶级对顺廷感到失望，转而支持“革命党”，革命思想开始在中国国内传播。

3. 己酉事变

宁元时代以来，中国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也加大了贫富差距。工商业资本的扩张导致大量小地主、自耕农破产，其中有大量授田转为民籍的府营兵后人。这些人要么涌入城中务工谋生，要么则加入军队，成为了资产阶级政府最大的反对势力。在军部中，这类群体自称为“皇道派”。他们认为大顺皇帝身边充斥奸佞，欺下瞒上，鱼肉百姓。唯有肃清国贼，还政君上，方能开创皇道乐土。在“国本之争”中，拥立安王的禁军中多有“皇道派”中青年军官。

咸嘉二年（1907年），经济危机爆发，大量工人失业，加剧了民间对政府的不满，“皇道派思想”得以进一步传播。皇道派军官主张咸嘉帝提前亲政，结束天佑阁代理朝政的局面，“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一方面，肃清国内资本代言人，维护底层民众利益；另一方面，终结对英法俄的怀柔政策，强硬争取帝国在主地、泰国、缅甸、东日本、喀尔喀、布里亚特、唐努乌梁海等地的“合法权益”，必要时不排除使用武力，“定要为后人夺取阳光下的土地”。

同年，英国也在中俄之间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与沙俄在圣彼得堡签订《英俄专约》，英法俄三国协约成形。英国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皇道派，一方面要求顺廷与友邦德美缔约结盟，另一方面批判天佑阁都是卖国贼，要求天诛国贼。次年，资政会换届，代表工商业阶级的“修宪派”占据了全国资政会近四成席位，坊间风传新一届资政会准备修宪，取消皇帝任命天佑阁总理的权利，改由资政会选举产生。大量皇道派军官和士兵走上街头抗议，反对新资政会，要求重新选举。

另一方面，咸嘉帝则不同于其祖父两辈，对政治有着极大的兴趣，也天生有着极高的政治手腕。唐景崇甚至暗中感叹：“帝聪颖机敏，多谋善断，却似前明世宗，不知何从也。”对于目前天佑阁代理朝政，“修宪派”占据大量资政会席位的局面，咸嘉帝也颇为担忧。自己还有4年方才弱冠，修宪一说虽是风闻，此四年间若是有心，修宪亦非难事。咸嘉帝也早有听闻军中皇道派，也有心利用这帮“赤子”行事。

咸嘉三年（1908年）十月，北京坊间开始流传谣言，皇帝已经被国贼囚于宫中，年内“修宪派”就要提案修订宪法，剥夺圣上一切权力。军中已是暗流涌动，皇道派军官多次串联，准备武力进宫解救圣上。

十月底，一份据称是修宪议案的文件出现在皇道派的面前，更是进一步证实坊间传闻。

冬月初一，军中出现了咸嘉帝的“衣带诏”，号召军人进京勤王。

冬月初三凌晨，陆军军官安辉、田贞清、何晔寿、叶忠嗣带领数百名皇道派官兵暗中离开驻地，潜入京城。在当天夜里，先后袭击总理唐景崇和其他天佑阁成员官邸，盛宣怀、唐绍仪皆遇刺身亡。同时，另一部分官兵包围、封锁了陆军部和资政会大厅，要求重新选举会员，还政圣上。随着消息传开，更多官兵相应行动，至第二天清晨已经有千余名官兵齐聚北京，包围了尚书院、资政会、大法院和督察院等重要机构。同时，为首百余名的军官长跪在紫禁城门前，要求咸嘉帝立刻亲政。

此时，咸嘉帝则开始收网，一方面出宫面见了为首的皇道派军官，嘉许其忠勇，但也否定了他们过激的做法，要求他们立刻解散，回归部队；另一方面则是通电公安部尚书袁世凯，要求其人立刻派遣警察控制局面，并且与电负责卫戍京城的徐世昌，命令其手下部队保持戒备，随时入城负责戒严。

是夜，三千余名警察出动，暴动的官兵皆被逮捕，为首的军官也选择认罪，京城恢复平静。在“己酉事变”中，两位天佑阁大学士、七位资政会会员遇刺身亡，同时还有多位维新派官员负伤。但是，咸嘉帝对此事的定性却颇为暧昧，只是将皇道派的行为定性为“不恰当的忠君之举”，并未以“谋逆罪行”审判为首的军官，而是仅仅判处徒刑了事，其后还相继遭到赦免。

次日，唐景崇便引咎辞职，天佑阁宣告解散。咸嘉帝任命赵秉钧为新任天佑阁总理，表明其开始亲政。在政治风波中再度站队正确的袁世凯，又进了一大步，入选天佑阁，实现了三年连跳六级的壮举。

最重要的是，咸嘉帝在“己酉事变”中的表现，俘获了军部和保守派的“芳心”，通过这两方的支持，咸嘉帝迅速掌握朝局，中国皇帝正式回归了最高仲裁者的位置。自此之后，整个朝廷乃至帝国体系开始走向保守，对外则一改熙元朝后期以来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转而开始谋求与各强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恢复“长和时代”鼎盛的朝贡体系版图。

4. 同盟会

“1·13事变”以后，保守派再一次取得对维新派斗争的胜利。咸嘉四年（1909年），在咸嘉帝的主持下资政会修订了《资政会选举法》，确定以人口数量而非行政区划设定选区的原则，同时制定流动投票点制度，以方便农村居民投票选举会员。这项改革大大利好代表地主、自耕农阶级的保守派，在咸嘉五年（1910年）的提前选举中，保守派大获全胜，夺取了二十四省和全国资政会的绝大多数席位。之后，资政会更是多次修订法案，推翻了宁元时代维新派所作的改革。

由此，国内工商业阶级、工人阶级开始对顺廷感到失望，部分“另类”思想主张开始逐渐走进人们视野。

早在己酉事变的同年，一个名为“同盟会”的组织在孙中山的主导下在檀香山成立。

在顺廷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数以百万计的“猪仔”被卖到海外，光是北美华人人口就超五十万，主要分布于西部各州和夏威夷。但是，华人在北美的处境极其困苦，以致当地童谣唱道，“每根枕木下有一个华人，每亩土地下有一个华人，每座楼房下有一个华人，每个战场下有许许多多华人”。

然而，作为“罪人”的海外华人，既不能回国又不被当地接纳，纷纷转向革命，企图重建一个新中国。

当然，对于建设新中国的方法，却有诸多方案。既有承袭自明末实学、顺帝国启蒙儒学的新华社，又有主张学习美式联邦体制的“民主会”，亦有倾向于法式共和体制的“致公会”，也有坚持社民思想的“社民党”，还有更加激进的“共产党”和“中华工党”等组织。

长期以来，各革命派系都陷于无限细分、无限内斗的局面，直到民主会会长孙中山联合各大派系，组建同盟会方才确定共同的目标——“推翻李顺王朝，建立共和中国”。

熙元十四年（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州府香山县，并于熙元廿六年（1878年）赴美生活。其后，孙在美生活、学习多年，并于189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元泰二年（1895年），孙中山归国，由于其医学博士身份，被厚生部特批免试通过遴选，授广东省厚生司检校（正八品）一职。由于，孙中山多受维新派，尤其是“修宪派”影响，其后一直活跃于国内思想界，主张学习英国历史，通过渐进式改革完成“宪政”和现代化。本人也因为以上主张遭到保守派排挤和打压，“国本之争”中由于其妄议朝廷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打击下遭到免职处分。随后，孙中山改变立场，返回檀香山加入“民主会”。由于其出色的教育背景以及海外华人少有的从政经验，孙在民主会中迅速崛起，于1908年初被选为党魁。在1908年一整年中，孙奔走四方，联络海外华人各大派系，终于年底在檀香山召开各派联络大会，通过决议联合组建“同盟会”，以“推翻帝王、开创共和”为目标行动。

同盟会成立以后，逐渐整合革命力量，同时孙也不局限于派系之见，积极采纳左派主张，拉拢工人阶级以壮大革命力量。特别是“1·13”之后，中国工商业主和工人阶级对朝廷失望，同盟会通过《新华刊》、《为公报》等刊物大肆传播革命思想，在中国内迅速扩展。据统计，1908年至1920年期间，同盟会会员人数由2万余人发展到120万人以上。国内会员更是由不足200人爆发式增长到100万人以上，其中不乏士兵、军官和政要，这也为后来“庚申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进入20世纪初年，中俄两国为转移国内矛盾都相继改变了审慎克制的外交策略，转而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彼此矛盾不断加剧。

同时，英国最终在中俄之间做出选择，与法俄两国组成协约三国。皇顺领导层不再对英国抱有幻想。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皇顺选择与传统友邦德国结盟，以共同对抗来自协约国的威胁。

一条地缘冲突带从巴尔干半岛横贯中亚、延续到东北亚地区，整个旧大陆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萨拉热窝事件”的爆发则直接引爆热战，近千万华军在中亚、日本、澳洲、东南亚、西伯利亚与“协约国”军队浴血奋战。在“一战”与之后的“俄国内战”中，超百万华军阵亡在了异域，这也直接导致了“庚申革命”的爆发和顺帝国的覆灭。

5.1. 背景

5.1.1. 实力对比的变化

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德三国经济开始腾飞，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截至1905年，世界各国的工业产值排名已经变为：美（20.6%）、英（16.1%）、德（15.5%）、中（10.3%）、法（8.2%）、俄（6.8%）、奥匈（4.2%）、意（3.1%）。而工农业总值排名更是变为：美（21.6%）、英（15.7%）、顺（13.1%）、德（12.8%）、俄（8.8%）、法（6.9%）、奥匈（3.9%）、意（2.8%）。中德两国经济实力与英国非常接近，美国甚至大幅超过英国。由此，作为新兴势力的三国具备调整旧世界秩序，重新划分世界格局的能力。

同时，20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强国积极开展军备竞赛，大肆扩张陆海军规模。截至1914年，英（约235万吨）、顺（约120万吨）、德（约115万吨）、美（101万吨）、法（约100万吨）五国海军舰艇总吨位达到100万吨以上。在陆军方面，中俄两国分别将常备军增加到230万和210万，德、法、奥匈的陆军常备军规模也增长到90万、85万和85万的规模。新兴强国在陆海两方面都有着不逊于英法两国的实力。

5.1.2. 中俄矛盾激化

1894年，尼古拉二世加冕为俄国沙皇。在其在位的前十年，中俄双方就彼此的边境争端展开多轮会谈，并以协议的形势确定下来。外交环境的改善则为尼古拉的内政改革提供有利条件，1906年尼古拉二世任命斯托雷平为首相，开启新一轮土地改革。另外，尼古拉本人也多次尝试突破其祖父亚历山大二世所构建的宪政框架，力图加强君主权威。土地改革的进行和君主集权的尝试导致俄国内部矛盾空前激化，190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恶化了其国内形势。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标志着俄国的内部矛盾已经累积到临界点，为了转移矛盾，尼古拉二世开始积极介入巴尔干问题，并在中亚、东北亚地区动作不断，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

另一方面，“1·13事变”之后，中国也转变了外交方略，变得愈发具有攻击性。中英关系的恶化导致大量英国资本撤离中国，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极端思想日渐成为主流，军事冒险成为内部矛盾的宣泄口。咸嘉六年（1911年）至咸嘉八年（1913年），华军相继进入喀尔喀和泰国境内，企图将两国转为内藩。皇顺的军事冒险活动则是深深刺激了英俄两国，彻底消解了彼此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加之熙元年间遗留的日本问题，东北亚成为“远东版巴尔干火药桶”，地缘冲突风险已经蔓延至全球。

5.1.3. 四皇同盟

早在1882年，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奥匈帝国为应对来自法俄两国的压力，便签署了《同盟条约》，确定三国同盟。作为德国的传统友邦，中华帝国也多次被邀请加入同盟国行列。但是，宁元时代皇顺始终坚持不结盟的态度，游离于“协约国”、“同盟国”两大阵营之间（暗中偏向同盟国阵营）。

但是，1907年《英俄专约》的签署却极大刺激了皇顺。面对英国的“背刺行为”，皇顺放弃幻想，于咸嘉四年（1909年）与德奥意签署同盟条约，正式加入同盟国行列。此外，中国还积极拉拢友邦美国加入同盟国，以求壮大反英力量。

但是，一方面美国内部“门罗主义”盛行，无意干涉旧大陆事务；另一方面，美方也在待价而沽，只想要帮赢的一方。不过，中美双方还是在咸嘉五年（1910年）签署《特殊时期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不得以除直接宣战外的任何理由（包括一方结盟、参与战争等）限制、中断彼此贸易。由此，中国的太平洋贸易线路得到保证，可以放开手应对英俄两国的挑战。咸嘉九年（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条约》，史称“四皇同盟”。

5.1.4. 军事冒险

20世纪以来，各国军事冒险活动频繁，就皇顺而言则以“喀尔喀事件”和“泰国事件”为代表。元泰七年（1900年），顺帝国根据《中俄关于喀尔喀、唐努乌梁海、布里亚特及黑龙江流域问题的决议》，扶持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喀尔喀汗，建立“喀尔喀汗国”，作为中华帝国外藩存在。同时，沙俄也按约定，将唐努乌梁海、布里亚特和远东总督区驻军规模减少到5000人以下。咸嘉六年（1911年），中国乘沙俄国内形势动荡，以其秘密增兵西伯利亚，意图谋取喀尔喀汗国为由，按照《中喀保护条约》规定，派遣段祺瑞领兵两个军（3.3万人）进驻喀尔喀汗国库伦、科布多等地。由于沙俄内部局势动荡，尼古拉二世仅仅是选择增兵西伯利亚地区和谴责了事，该举动则是变相鼓励了中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咸嘉八年（1913年），再度以协助六世泰王郑宝镇压叛乱为由，派遣一个军进驻兴南城。英国也借由增兵马六甲和缅甸，南洋也陷入战争阴云之下。

5.2. 过程

5.2.1. 战事爆发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震怒。帝国高层普遍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南斯拉夫民族的领土收复主义所为，将其视为对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统治的挑衅。虽然世界各大国皆出面调停，奥匈帝国还是在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当局开出最后通牒，其中内容皆令人难以接受。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0日，俄国为确保自身在巴尔干权益，宣布全军总动员。7月31日，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沙俄在12小时内取消总动员，俄国政府对此并未理会。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并要求法国在两国之间保持中立。同时，皇顺也以《同盟条约》为由对俄宣战，并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通电，表示自身所有行为仅针对俄国，希望英法两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8月3日德皇不顾咸嘉帝劝阻，执意下令德军攻占中立国卢森堡，并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以此威胁法国不得干预战事。次日，德法向彼此宣战，同时英国也按照1839年《伦敦条约》的规定，以确保比利时中立地位为由，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按约向俄国宣战。8月12日，英法两国对中国、两奥与意大利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5.2.2. 西伯利亚战役

早在一战爆发前，沙俄军方就针对中德两方东西夹击的极不利局面，制定了战事预案。战争爆发后，俄国也采用了该方案，即东退西进。一方面，西伯利亚人口稀少，交通运输完全依赖西伯利亚铁路；只要华军沿着铁路进攻，整个远东战场将难以补给。另一方面，俄军只要专注欧陆战事，就可以与英法一同夹击德国；德国一旦拿下，英法则无后顾之忧，两国海军吨位乃是中国的三倍，完全可以完成对中国的封锁，切断太平洋贸易路线；由此，俄军再展开反攻，则大事可成。

中国方面自然也能预料到俄军的战略。不过，皇顺高层却对于大顺的国力更为自信。虽然科技、工业水平不如英美，顺帝国的综合国力却明显强于沙俄。而且，英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欧陆战场，在南洋地区军力有限，根本不足以威胁中国本土。相比两线作战的沙俄，皇顺更是有着地缘优势。因此，华军的对策则是动员两百万陆军，从黑龙江到中亚向俄国发起全面进攻，预计到咸嘉十年（1915年）能推进到乌拉尔山附近。之后，再与德、奥两军一同横扫沙俄腹地，直取圣彼得堡。

果然，西伯利亚的战事如华军高层预料一般展开，俄军在华军猛烈的攻势下不断后撤。但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则是，俄军在边打边撤的同时，也不惜以损兵折将为代价，拖延时间以破坏西伯利亚基础设施，尤其是西伯利亚铁路，坚壁清野。为保障华军后勤供给，顺帝国从二十四省、内藩七国、总督区和外藩各国共征调了超两百万劳工修缮、养护西伯利亚铁路。由此，俄军以折损70余万人的代价，成功阻滞了华军的攻势。直到1916年春，华军终于站在了乌拉尔山面前。

5.2.3. 日本海战役

就在两百万华军对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发起猛攻的同时，皇顺也发起了日本海战役，旨在歼灭俄国远东舰队，并夺取东日本。咸嘉九年（1914年）8月20日，顺帝国北洋舰队全员北上，封锁庙街海域，与俄国远东舰队决战。整个战斗乏善可陈，基本就是中国海军对俄国海军的单方面虐杀。8月25日，俄国远东舰队全军覆没，次月庙街易手。10月，北洋舰队出击东京湾，在无畏舰重炮的掩护下，20万华军在横滨完成登陆。次月，江户易手，东日本“大正天王”被生擒。“江户朝廷”的剩余抵抗力量在英俄的资助下，逃亡北海道和西伯利亚打游击。

5.2.4. 太平洋战役

咸嘉十年（1915年）初，中国海军再次发起太平洋战役，旨在拔除英国在太平洋各海岛据点，力保中美贸易路线安稳。开战以来，英法一方虽未在南洋地区展开大规模行动，却派出重兵封锁了马六甲海峡。现在，中方严重依赖太平洋线路维持进出口贸易。因此，皇顺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太平洋的安稳。

1月，中国东洋舰队在澳洲新乡（悉尼）完成集结。随后，东洋舰队便开启“清岛计划”，逐步肃清英军在太平洋驻扎岛屿。由于，英海军主力都集结在大西洋和小西洋（印度洋）地区，无力对抗顺海军的攻势，节节败退。5月，5万华军（主要是殖民地军队）发起“新西兰登陆战”，次月新西兰守军便向皇顺投降，太平洋海域英军被清剿完毕。

5.2.5. 马六甲海战

一战之初，就在华军在远东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德军在西欧战场却陷入胶着状态。德军接连发起“马恩河战役”、“格朗库罗内战役”和“伊珀尔战役”，却始终无法突破英法联军的防线，西欧战事进入僵持阶段。

1915年，在中方的建议下，德奥联军转而主攻俄国，力图与华军实现在俄国会师，以击溃俄国，从而结束东线战事。5月，德奥联军18个师兵分两路进击俄军，双方交战9个月，德军共歼灭俄军170余万人，将俄军主力逼退到里加至德涅斯特河一线。

同时，华军终于打通西伯利亚沿线，兵临乌拉尔山下。沙俄一方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咸嘉十一年（1916年）2月，俄国致电英法，宣称俄军已经濒临崩溃，如果英法两国不对中国采取有效行动，东线战事预计将在年中结束，同盟国将完成顺利会师。

另一方面，开战以来中英法三国对彼此的态度却十分暧昧。从英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与英国本土远隔万里，印度与顺帝国之间还有喜马拉雅天险阻隔，与华军交战只能通过马六甲海峡。但是，中国海军本身不弱，若是远渡重洋与顺海军决战，英国也没有太大把握。而从皇顺的角度来说，其军事冒险的主要目的，还是彻底打垮沙俄，拿下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权益。至于英法，则是击溃沙俄之后的目标，甚至在有利条件下与英法议和也不是不可能。因此，直到1916年春，中国与英国的交手都限于极其有限的范围，甚至在双方势力的边界—南洋，尚未爆发热战。但是，沙俄战局的恶化导致英法不能再袖手旁观。1916年春，英法海军共101艘战舰在印度集结完毕，驶向马六甲海峡。

同时，1915年对外更加强硬的袁世凯接替赵秉钧出任天佑阁总理，绝对不再对英法靖绥，联合军部制定了“南线会师计划”。华军预备在俄国与德奥联军会师外，准备发起对缅甸和印度的进攻，与进攻波斯的奥斯曼帝国在阿富汗实现顺利会师。由此，亚欧大陆除西欧外，都将落入同盟国的控制下。因此，面对英法海军的挑战，中华帝国三大舰队也完成集结，南下旧港总督区，马六甲海战爆发。

1916年3月3日，双方主力舰队在新加坡附近相遇，华军在吨位和舰艇数量上略占优势，率先发起攻击。整场海战持续四天之久，英法联军共损失3艘战列巡洋舰、4艘装甲巡洋舰、7艘驱逐舰，阵亡6000余人，超10万吨沉没；华军损失1艘战列巡洋舰、1艘装甲巡洋舰、5艘驱逐舰，阵亡3000余人，约6万吨沉没。

由此，中国海军取得了战术性胜利，确保帝国在南洋地区的制海权。但是，帝国海军司令官陈金揆被流弹重伤，其后不治身亡，该意外也严重阻滞了华军收割缅甸和马来半岛的进度。面对海战上的失利，其后英法又派遣了21个师、近70万陆军前往缅甸，力图通过陆战在中南半岛击溃华军，迫使中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5.2.6. 曼谷之役

1916年1月，英法联军在付出30万伤亡后折戟加里波利；2月，德奥联军在东欧歼灭170万俄军，沙俄局势岌岌可危；3月，中国海军在马六甲大胜联军舰队。协约国势力接连面临三场大败，僵持的局面似乎正在偏向同盟国一方。因此，为挽回目前的不利局面，也为缓解沙俄的压力，英法联军向泰国发起进攻，准备在陆地战场上击溃华军。其后，在曼谷爆发的攻坚战与几乎同时的“凡尔登战役”，并列为整个一战中最血腥的战役，合称“东西绞肉机”。

在战争初期，由于援军尚未赶到、军力稍弱，且皇顺在南洋有着制海权，华军选择诱敌深入，将战线安排在湄南河沿岸，以拉长联军补给线。5月，双方军团在湄南河下游集结完毕，英法联军共出动21个师以及印度、缅甸仆从军12个师，总计105万人；华军方面则是共出动30个军，共110万人。待部队集结完毕后，联军便选择集中优势兵力，对曼谷发起猛攻。仅在5月22日一天，联军便调动1000余门大炮，向华军阵地发起了长达9个小时的集中轰击，然后再使用火焰喷射器清扫战壕；24日，华军被迫后撤5公里到第二道防线。华军总指挥段祺瑞对该战局大为不满，顶着62岁高龄亲临第二道防线督战，同时亲自联络海军，要求出动战列舰对联军阵地发起炮击。30日，在海军的支援下，联军进攻第二道防线机会失败，华军展开反击。经过3个月的激战，联军颓势渐露，战略要地逐一丢失。为挽回败局，联军选择向华军阵地投放毒气弹，华军也选择以毒气回击。但是，由于华军在制海权上的优势，且华军从麓川居高临下频繁袭扰联军补给线，联军最终不敌华军。9月，联军选择退回缅甸，华军再次取得陆上战场的胜利。

据战后统计，在4个月的战斗中，联军共有超17万人阵亡，22万人受伤；华军则有16万人阵亡，20万人受伤。湄南河多次被鲜血染红，且由于城内尸体堆积，曼谷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据估计至少有20万居民染病身亡。战后，泰王郑宝亲自诵经两个月，以超度亡灵。另外，曼谷一战之后，联军在亚洲战场彻底陷入颓势，华军在3个月内势如破竹，横扫了缅甸和马来亚，磨刀霍霍向大英帝国王冠上最闪亮的宝石—印度。英国为阻挡华军凌厉的攻势，被迫选择向印度让渡更多权利，一方面许诺战后将给与印度自治权，另一方面也不再追究加达尔兵变涉事人，以此调动印度本土势力对英国的支持。

5.2.7. 僵持

就在华军发起曼谷战役给联军造成近40万伤亡的同时，协约国在欧陆战场的局面却出现转机。1916年5月，英海军发起“日德兰海战”，德国海军虽然取得了战术性胜利，英国却在战略了打破了德国海军突破北海封锁线的计划，无法再袭击英国东部海岸。另外，缓过气来的沙俄也发起了““布鲁西洛夫攻势””，挫败了德奥联军攻略乌克兰的计划，保住了帝国1/3的粮食产地和1/2的钢铁产地，更造成了德奥联军超70万人的伤亡。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在1916年内会师俄国腹地的计划破产，沙俄的外部危机暂时解除。最后，1916年底，西方绞肉机—“凡尔登战役”也落下帷幕，德军占领凡尔登要塞计划破产，付出了35万人的伤亡；法军向默兹河东岸发起反击，收复了杜奥蒙要塞和法乌克斯要塞。

面对盟友在欧陆战局上的困境，皇顺陆军高层则制定了“英帕尔计划”和“叶卡捷琳计划”。前者预计在咸嘉十二年（1917年）初，向英属印度重镇英帕尔发起进攻，夺取英帕尔之后，联合印度独立主义者掀翻英国在印度统治，打通“南线会师”的道路。后者则准备集结重兵，攻击乌拉尔山东麓重镇叶卡捷琳堡，踹开通往东欧平原大门，杀入俄国腹地。同时，陆海军还联合制定了“吉大港计划”，预计在吉大港发起登陆战，然后华军北上配合包围阿萨姆英军，一举肃清阿萨姆省与孟加拉省内英军，从而扶持印度独立主义者建国。

咸嘉十二年2月，英帕尔战役和叶卡捷琳战役相继开启，但是这次华军则失去了以往气吞万里如虎的风采。首先，在英帕尔战场上，华军集结了10个军的兵力（约35万人）。但是，脱离铁路之后，华军的补给变得十分困难，不得不选择从麓川省、缅甸及泰国征调超十万头牛马运输物资。同时，英国在向印度本土势力许诺自治权后，印度各邦的参战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英军从印度各邦征发了超一百万劳工前往阿萨姆前线构筑攻势，修建起延绵不绝的战壕。面对以逸待劳的英军，帝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战线推进得极其困难。

而在乌拉尔山战场上，华军虽然有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加持，依然面临着后勤补给的问题。缓过气来的俄国，派遣邓尼金带领哥萨克骑兵不断袭扰、破坏西伯利亚铁路。虽然皇顺在西伯利亚投入了超200万兵力，西伯利亚铁路绵延万里，很大部分华军却被治安战所牵制，无法投入到前线的战事中。同时，““布鲁西洛夫攻势””缓解了协约国一方压力，使得俄国可以抽到部分兵力前往乌拉尔山地区增援东部俄军，截至1917年3月乌拉尔山前线已聚集超百万俄军，华军压力陡增，陷入拉锯战的泥潭。

在南北两个方向受挫后，华军选择立即开启“吉大港计划”。1917年3月，由1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驶向小西洋（印度洋）海域，准备夺取孟加拉湾制海权，为登陆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日德兰海战”中取得战略性胜利的英军，也和法国再度组成由115艘战舰构成的联合舰队，前往小西洋迎接华军的挑战。3月14日，双方舰队在安达曼海域相遇，展开对决。海战持续5天，在战斗过程中华军首先取得小胜，在付出一艘驱逐舰和一艘轻巡洋舰的代价后，击沉联军一艘战列舰，并重创一艘战列舰。其后，在追击联军的过程中，帝国海军主力遭遇联军埋伏，华军力战方才脱离联军包围网，但是控制孟加拉计划也宣告破产，顺海军不得不撤往仰光休整。战后统计，华军损失4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阵亡超6000人；英法联军损失5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阵亡7000余人。虽然，华军在战术上取得小胜，但是“吉大港计划”却宣告失败，东南亚和俄国战局同时陷入僵持。

5.2.8. 俄国剧变

咸嘉十二年（1917年）3月13日凌晨，就在袁世凯为英帕尔和叶卡捷琳堡战事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份来自“军情司圣彼得堡分站”的加急文件被送到了天佑阁。特工在文件中宣称，爆发于3月8日工人暴动引发兵变，沙皇及其重臣皆被软禁。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宣言，同时临时政府成立，利沃夫出任总理。但是，临时政府面临的是比现实更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华军眼看要杀进东欧平原，“布鲁西洛夫攻势”虽然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俄军自身也损失惨重，要是中德双方在今年联合出击，临时政府怕是马上完蛋；另一方面，就目前的局面，如果与同盟国议和，条件不要太苛刻，愤怒的民众说不定转眼就要把临时政府掀翻了。

于是，临时政府内部也是在战和问题上争执不休、举棋不定。不过，饱受战争和饥饿摧残的士兵与人民却没有这么好的耐心，5月俄国境内再度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要求临时政府给与大家“和平与面包”。临时政府方面终于向前迈了一步，派遣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到东欧前线视察，看看能不能发起一波攻势，为对德和谈创造有利条件。悲哀的是，克伦斯基的考察结果为：前线俄军士气全无，相比打败德国人，俄军更关心食物配给和回家时间，根本不具备发起进攻的条件，虽然前线指挥布鲁西洛夫坚持要主动出击，对加利西亚的奥匈军队造成尽可能大的杀伤。就这样临时政府否决了发起反攻的计划，却也不敢主动与同盟国媾和，内阁成员又陷入无止境的争吵。7月，民众对于临时政府这种毫无作为的态度彻底失望，再度爆发大规模游行，高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面对愤怒的民众，临时政府为调和矛盾，推举社革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克伦斯基既了解俄军目前的战斗力，也知道民众最关心的是“面包与和平”。同时，皇俄派又蠢蠢欲动，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与沙皇来往频繁，居心叵测。于是，克伦斯基选择与中德分别议和，对民众宣称“和平就要来了”，以缓解国内矛盾。同时，将尼古拉二世一家子大麻烦送到了叶卡捷琳堡，看看能不能让中华帝国接收他们。然而，克伦斯基没想到的是，8月中议和会谈的内容便流出。为尽快退出一战，临时政府准备接受的条件极为耻辱：

一、高加索油田皇顺拥有优先开发权

二、其余东欧德、奥匈两国占领区，皆割让与两国

三、中西伯利亚地区独立，建立西伯利亚国作为中俄缓冲区

四、乌西地区独立、单独建国，乌东地区则是设定为非军事区

五、南俄铁路营运权交于皇顺，其余铁路运营权交与德奥两国

六、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皇顺，将布里亚特、唐努乌梁海给让与喀尔喀汗国，允许中亚地区独立，并允许喀尔喀汗国和独立的中亚各国作为内藩加入中华中华帝国体系

俄国民众看到如此和谈条件，瞬间炸锅，大骂临时政府不过是外敌的傀儡。8月底，在布党的组织下，大量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克伦斯基下台。屋漏偏逢连夜雨，8月28日，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准备推翻临时政府，迎回尼古拉二世一家。8月31日，叛军被布党组织的赤卫军打退，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被捕，交付法庭。至此，临时政府彻底信誉扫地，俄国政局再度失控。布党联合其他左派党派，开始积极串联，准备推翻临时政府，还政苏维埃。11月7日，十余万赤卫军、士兵和民众包围临时政府住所—冬宫，并攻占了圣彼得堡各战略要地。临时政府连夜仓皇出逃。次日清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宣布临时政府被解散，并预备下月召开许诺中的立宪会议。12月1日，立宪会议如期召开，可惜布党并未占据多数席位。布党内部激进派受到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再次掀翻桌子，宣称孟党及其他右派社会派系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作弊，发起暴动。孟党等其他派系出逃圣彼得堡，逐渐与流亡南俄的临时政府合流。

另一方面，7月中尼古拉二世一家来到叶卡捷琳堡，同时邓尼金的密使也出现在北线总指挥张勋的面前，问出了一个让他无言以对的问题，“你要皇帝不要？”7月底，沙皇一家抵达天津蓬莱宫，与咸嘉帝会面。至1917年底，俄国境内奇迹般地出现了三个政权：占据东欧大部分地区的苏维埃俄国、英法美支持的南俄临时政府以及皇顺支持的西伯利亚帝俄政府，整个俄国乱成一锅粥。

5.2.9. 逆转外交

咸嘉十二年6月底，就在天佑阁为沙俄局势一日三惊的时候，一同来自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跨洋电话打到了袁世凯这儿。在通话中，威尔逊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1、美国有意加入协约国，参与一战；2、英法有意与皇顺单独媾和，希望自己为双方牵线搭桥。接到这个消息，袁世凯马不停蹄上报咸嘉帝，天佑阁、军部和咸嘉帝立刻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闭门会议。

会议中三方达成一致意见。战事进行到当下，皇顺已经成功封锁马六甲海峡，拿下缅甸、马来亚、西伯利亚、中亚、东日本以及大洋洲诸岛，收获不可谓不丰。同时，俄国已经自爆，顺廷无须继续对俄展开进攻，不如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在俄获取更大利益；在南线鏖战3个月，华军则是推进困难，在阿萨姆前线已经付出近10万人的伤亡，依然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不如见好就收；最后，美方已表明有意加入协约国，若是继续待在同盟国阵营，将意味着帝国外贸线路完全断绝，国内将面临巨大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自从在曼谷送了一大波人头后，英法已经无力对远东展开攻势。更严重的是，俄国自爆解放了东线的德奥联军。自5月开始，东线德奥联军陆续转移西欧战场，毫无疑问德国准备在法国展开新一轮攻势，经历东西两次绞肉机后，英法兵力本就捉襟见肘，再维持两线作战，恐怕会引发系统性崩溃。所以，英法两国的求和意愿应该非常强烈。因此，顺帝国高层决定，果断放弃盟友，与英法议和。

7月，中、美、英、法四方代表在芝加哥展开密谈。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四方达成了一个都能接受的和约：

皇顺退出同盟国，加入协约国 美方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 俄国局势维持现状，待日后再议 皇顺归还所占的新西兰及大洋洲英属岛屿给英国 协约国各方承认皇顺在东南亚、东日本、西伯利亚和中亚所获权益 皇顺须派遣不少于10万人到南欧战场支援协约国一方，以打击奥匈、奥斯曼两国 由此，四方就除了沙俄问题以外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四大国协力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沙俄问题上各国却心怀鬼胎。首先，7月底尼古拉二世一家已经来到顺帝国境内，皇顺准备扶持以邓尼金为首的帝俄派，帮助罗曼诺夫家族复国。毕竟，阿列克谢皇子那血友病的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四个皇女都恰逢婚龄，咸嘉帝和天佑阁准备物色皇室成员与俄国长公主成婚，拼一把欧亚李布斯堡家族。其次，英法美肯定不想世界面积最大的两国被同一家族统治，而且三方都希望乘俄国内乱瓜分这个近2亿人的超大市场，所以选择支持临时政府。最后，四方对苏维埃政权都视作洪水猛兽，都想把苏俄扼杀掉。因此，四国以暧昧的态度将沙俄问题暂时搁置。

8月中，顺、美、英、法四方签订《芝加哥和约》，皇顺转入协约国阵营。美国成功通过外交斡旋，让皇顺和英法达成和解，从而保住自己最大两个贸易伙伴，并且为结束大战创造了条件。这次和谈也因此被称为“逆转外交”。

5.2.10. 战争终焉

1918年1月，暴走的布党在赶跑其他左派势力后，逐步掌握了俄国的精华地带，临时政府和皇俄派只能分别躲在南俄和西伯利亚蓄势反击。3月，苏俄与德奥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退出战争，德国东线部队得以解放。但是，皇顺改换门庭的行为极大的恶化了德奥两国的处境，作为爷爷辈的威廉二世得知消息后，甚至在媒体面前骂道，“现在的年轻人不讲武德，来偷来骗我这个老皇帝，劝你好自为之。”不过，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认为，就德国的情况而言，获胜的机会就在于乘着东线停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西线打穿联军防线，饮马巴黎。3月至7月，德军集结192个师在西线发起最后一轮进攻，虽然取得了战术性的胜利，却始终没有拿下巴黎，反而产生了近百万的伤亡，德国民力竭矣。8月，德军再败于第二次马恩河战役，英法美联军开启亚眠战役，展开反攻。10月，德国兴登堡防线被突破，德军开始成批投降。11月4日，“基尔水兵起义”引爆“德国十一月革命”，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并于10日出逃荷兰。

另一方面，1917年底皇顺如约派遣15万远征军前往希腊集结，以支援南欧战场的协约国军。1918年2，华军在希腊完成集结。3月，以华军为首的联军向同盟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4月保加利亚便选择投降。7月，联军收复贝尔格莱德。8月，联军发起东色雷斯战役，旨在攻陷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10月，联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苏丹出逃小亚细亚。听闻联军收复君士坦丁堡，希腊老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喜极而泣，有着一定汉学基础的他，立马提笔写下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赠与华军指挥以表感谢。这副希腊国王的书法作品，日后装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作为“中希友好”的永久象征。11月，老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及新国王乔治二世亲临君士坦丁堡视察，两人匍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面前，深深亲吻了这片土地，含泪唱起《你将如闪电归来》。当然，就在协约国一边喜欲狂的同时，10月30日奥斯曼代表屈辱地签下了《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南欧战事结束。

5.3. 结局

1918年11月11日，德法双方签订《康边停战协定》，西欧战事结束。次年1月19日，巴黎和会召开，参战各方在此商讨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英国首相乔治、中国宰相袁世凯、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主导了该会议。会上，四大国确定了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奥匈帝国的《圣日耳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对奥斯曼的《色佛尔条约》的主要内容，构建了凡尔赛体系。但是，大会并没有对俄国的处置达成一致意见，只得搁置争议，各国持保留态度。这也导致了日后俄国内战的激化。

同时，所有条约内容中，都充斥着战胜各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报复的企图，威尔逊所倡导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无法实施，由此美国并未加入“国际联盟”，走向外交孤立主义。另一方面，英法两国虽然正式承认了皇顺在缅甸、中亚、蒙古、马来亚和西伯利亚的权益，但是却不承认皇顺支持的帝俄政府的合法性，更否认帝俄许诺给皇顺的高加索油田以及南俄铁路权益。因此，皇顺一方也和英法不欢而散。和会并未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新秩序，法国元帅福熙事后评论道：“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6. 俄国内战

自从布党暴走之后，俄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分别是掌握精华地带的苏俄、逃亡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临时政府以及西伯利亚的皇俄派。熙元十二年（1917年）7月底，沙皇尼古拉一家逃亡至天津蓬莱宫，便开始与皇顺洽谈复国事宜。整个俄国局面波谲云诡，各种暗流涌动。特别是一战结束后，各方势力直接介入俄国内战，二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直接撕碎了巴黎和会的一切成果。

6.1. 鄂木斯克之变

1917年8月28日，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准备扶持罗曼诺夫家族复辟。8月31日，叛乱便被平息，科尔尼诺夫及其同伙被捕，其中也包括俄国东线总指挥骑兵上将邓尼金（由于在东线的优异表现，相比现实邓尼金升的更快，1916年底便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东线总指挥）。十月革命爆发后，邓尼金乘乱出逃叶卡捷琳堡，准备“起兵勤王”，剿灭乱匪。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前往叶卡捷琳堡的途中，邓尼金得知叶堡守军暴动，组建士兵苏维埃，响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起义。不过，好消息是还有一部分皇俄派哥萨克骑兵据守着车里雅宾斯克，准备反击叛军。

另一方面，躲在顺帝国的沙皇家族及其近臣也终于1917年11月初与皇顺政府签订《北京密约》，其中约定：

阿列克谢皇储成年后，须与李顺皇室联姻 皇顺协助罗曼诺夫家族复国，镇压国内叛党 俄国割让东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唐努乌梁海与皇顺，允许中西伯利亚独立 俄国允许皇顺商人在西西伯利亚、高加索地区自由开矿、经商、务农、定居 沙皇长公主奥尔加女大公与咸嘉帝三弟裕王李进珈联姻，预计于咸嘉十三年（1918年）中完婚 俄国出让南俄铁路及高加索油田权益与皇顺，作价4.5亿顺元（约等于1亿英镑或5亿美元），以实物（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支付 由此，皇顺正式与沙俄结盟，全力支持罗曼诺夫王朝复国。咸嘉帝欢欣鼓舞地拨通了北线总指挥张勋的电话，告诉他这一好消息，“吾辈当不世之功，秦皇汉武重生，亦拍手称庆耳！”1917年11月底，邓尼金与驻扎在鄂木斯克的华军北线总司令张勋取得联系，相约12月1日一起发动对叶卡捷琳堡红军的突袭，然后一鼓作气杀回圣彼得堡，扶持阿列克谢皇储登基。

不过，就在发起进攻的前夜，华军发生大规模哗变。自开启叶卡捷琳堡战役以来，华军在西伯利亚过得极其艰难。按原有规定，北线华军每人每日配额精制谷物一斤（华制每斤596克，每两约37.25克）、粗粮半斤、猪牛肉5两、蔬菜一斤、油3两、糖2两、盐1两、烈酒3两以及煤两斤。但是，由于哥萨克骑兵持续袭扰铁路运输线，前线补给根本得不到保证，特别是蔬菜和煤炭，普通士兵每天往往只能分到粮食半斤和肉食2两。由于饮食缺乏蔬菜，大量士兵患败血病而亡，军需部门不得不用松针煮水缓解维生素短缺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煤炭供给不畅，自战役开启以来，大部分时候每人每日仅分到的煤不足半斤，连热食都难以保障，更别提烧煤取暖。进入9月以后，西伯利亚气温骤降，大量华军直接冻死在战壕中。战事已过半年，华军依然无法拿下叶卡捷琳堡。由此，总指挥张勋不得不下令退守鄂木斯克。

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政府向顺廷释放善意，表示有意议和。在前线啃食“瓦片”（干制处理的烤饼，硬如磐石，被华军“亲切”成为瓦片）和“砖块”（风干处理肉干，根本嚼不动，被华军“亲切”称为砖块）的华军士兵终于看到回家的希望，然而就在此时，北京的一通电话又要让他们继续喝西北风，冒死帮曾经的敌人复国，大头兵们再也忍受不住了。11月30日夜，大量士兵高呼“和平、回家”的口号冲击着各级军事指挥机关。刚刚躺床上准备入睡的张勋被警卫叫醒，面对怒气冲天的士兵，“鞭帅”张勋（张御下极严，动辄鞭挞士兵、军官，故被称为“鞭帅”）明了大事不妙，甚至怀疑是革命党撺掇泥腿子造反了。于是，张勋当机立断，立刻带领宪兵队前去镇压叛乱，却被潜藏在军中的革命党所射伤，张勋用毛巾捂住鲜血直流的面颊，忍痛压制住了暴动的士兵。

不过，另一边的邓尼金却被害惨了。本来忌惮于邓尼金背后的华军，驻扎在叶卡捷琳堡的苏俄红军一直保持克制，对邓尼金的存在佯装不知，避免刺激皇顺，影响和谈进程。万万没想到华军居然自己乱起来了。12月1日，红军选择主动出击，对车里雅宾斯克的邓尼金白军发起猛攻，势单力薄的邓尼金难以招架，只得选择向华军方向逃离，车里雅宾斯克落入苏俄手中。皇俄派形势岌岌可危，眼看就要被彻底清理出牌局。

6.2. 帝俄的反击

咸嘉十二年（1917年）底，鄂木斯克之变爆发后，邓尼金只得带领哥萨克残部逃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休整。不过，苏军在拿下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也保持了克制，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布党在立宪会议上暴走了，直接掀桌不承认立宪会议及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将孟什维克诸派系赶到了南俄。俄国军队系统也陷入了混乱，给了本来濒临崩溃的白军以调整机会。咸嘉十三年（1918年）1月，在顺廷的支持下，邓尼金在克拉斯诺重建帝俄陆军，并逐步招揽皇俄派，准备组建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临时政府。期间，原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亦选择前往克拉诺斯，与邓尼金“共襄盛举”。

不过，皇顺方面却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鄂木斯克兵变还未完全平息的时候，广州方面又出事了。咸嘉十二年（1917年）8月，皇顺与英法媾和。9月，皇顺便开始逐步撤离在英帕尔前线和驻扎在缅甸、马来亚等地的南线华军。相比北线华军在冰天雪地里喝西北风、忍饥挨饿，南线华军又体验到了另一番炼狱场景。光是在曼谷绞肉机中，华军就付出了36万人伤亡。在英帕尔战场上，华军更是饱受战争、瘟疫、饥饿的多重折磨，面对英军绵延不绝的战壕，华军在阵亡10万人之后，依然难进一步。终于，大头兵们等来了和平。然而，当南线华军在广州登陆时，却隐约听闻中俄两国皇室准备联姻的消息，不安的情绪在军中蔓延。

另一方面，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政府不断超发货币，皇顺国内物价疯涨，市民阶级对当局的不满不断积累。同盟会也借机大肆传播其思想，皇顺境内会员数量爆发式增长，遍布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军队。同盟会在军中大肆散播顺廷准备助罗曼诺夫家族复国的消息，争取更多军人加入革命阵营。同时，黄兴也来到了广州，准备学习俄国革命，伺机在广州起事。咸嘉十三年（1918年）1月，第三批撤离的南线华军在广州下船休整，鄂木斯克之变的消息也传到广州。顺廷开始清查军队中革命党人，黄兴等人决定提前起事。1月18日，军中革命党暴动，冲击指挥机关。同时，黄兴、胡汉民等人也带领城中革命党人袭击广州城内各级官署，尤其是会员温生才成功枪杀了广东按察使李准。但是，由于起事仓促，且顺廷也有戒备，及时收缴了大部分军人的武器，导致革命活动在第二天便被平息。领导者黄兴、胡汉民等人不得不出走海外。但是，军队接二连三的暴动，却给顺廷敲响了警钟。尤其是咸嘉帝本人对此颇为震怒，要求对革命党彻查到底，整个皇顺境内就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高压锅一般。不过，对于军队系统的整顿，也让顺廷暂停了在北线的攻势，逐步撤离北线华军，转而间接支持皇俄派。

咸嘉十三年4月，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在克拉诺斯宣告成立，邓尼金出任总理。另外，阿列克谢皇储也亲临克拉诺斯坐镇指挥白军，极大振奋了皇俄派的士气。次月，在顺廷的催促下，阿列克谢皇储在克拉诺斯完成加冕礼，登基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第19代沙皇。英法美等大国对于该政权并不认可，不过囿于西线战事，各国对于西伯利亚临时政府也并未干涉。7月，完成整编的30万帝俄陆军在鄂木斯克誓师，在邓尼金的带领下开启西征。另一方面，在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人的支持下，苏俄境内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以反抗余粮收集政策，军队内部也人心思动，撤退、逃跑或者叛变情况频发。7月底，邓尼金实现了华军的梦想，夺取了叶卡捷琳堡，次月车里雅宾斯克也被白军收复，东欧平原向帝俄军敞开。同时，奥尔加女大公与裕王李进珈的婚事也在蓬莱宫北苑顺利进行，顺廷调动三万军警维持现场治安。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明眼人都看出皇顺当局只能完全依靠暴力压制异见者，脆弱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则将是疾风骤雨。

6.3. 僵持

1918年9月，奥匈帝国终于抵不住了，遣使协约国一方求和，同时协约国军在东色雷斯也进展顺利，预计不出2月将拿下君士坦丁堡。一月之前，德军的“百日攻势”失败，其防线被英法联军突破。由此，“一战”也眼看到了收尾阶段。英国首相乔治向中、美、法三国行政首脑发出邀请，准备在西西里岛召开会议，商讨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为之后的和平大会做预演。10月底，四大国首脑齐聚西西里岛，并联合发布了《西西里宣言》敦促德国无条件投降。但是，会议期间英法美三国对皇顺干涉俄国内战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皇顺遵守《芝加哥和约》将华军撤到勒拿河以东地界，并承认临时政府为俄国唯一合法之政府。天佑阁总理袁世凯当然没有接受英美法三方的要求，三国则表示保留一切抵制皇顺干涉他国内政的权力，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回国后，袁世凯将英美法三国的态度汇报给咸嘉帝，同时也表达了对三国深度介入俄国局势的担忧。另外，袁也指出目前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皇顺在芝加哥、西西里两场会议中已经拿到足够多的利益，可以考虑完全撤出在鄂木斯克、克拉诺斯等地驻扎的华军，间接扶持帝俄军即可。不过，咸嘉帝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帝俄军虽然于9月拿下了喀山，但是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战场却遇挫，经过托洛茨基整改后的红军，战斗力出现质的提升。咸嘉帝指出，现在正是皇国伟业的关键时刻，须上下同心，不排除派遣华军直接加入俄国战局；袁卿作为首辅，应该为国分忧，通过外交斡旋为皇顺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唯西夷马首是瞻。

11月，德国投降，一战结束。同时，皇顺军部在咸嘉帝的支持下，命令驻扎在西伯利亚的华军前往喀山，随时准备投入下诺夫哥罗德前线，支援帝俄军。接到该消息后，北京、天津、松江、广州等多地市民爆发游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战争、平抑物价、改善民生。自咸嘉九年（1914年）开战以来，战事已经持续超四个年头。一方面，大量生产线被转做军用，民用物资本来就供应不足；另一方面，皇顺政府为应对暴涨的军费需求，大肆超发货币，至咸嘉十三年（1918年）底，相比开战前顺元含金量已经折半，物价更是上涨三倍有余，民众苦不堪言。现在终于等到世界大战终止，没想到高层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又要卷入俄国内战中，替什么劳什子沙皇复国，甚至还和沙皇家族联姻。此外，同盟会也借机向各行各业大规模渗透，左派成员甚至在会长孙中山的支持下，开始在各大城市组建工会以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过，一项乾纲独断的咸嘉帝可不想惯着这帮泥腿子，又下旨让天佑阁领导公安部指挥警察维持治安，全国发生多起暴力事件。

就在皇顺为俄国内战的事情焦头烂额之际，苟在南俄的临时政府却迎来了春天。德国投降后，英美两国迅速出兵俄国，与苏俄争抢《布列斯特条约》中割让与德国的土地，并将乌克兰地区交与苟在乌西地区的临时政府，让临时政府获得了1/3粮食产量和1/2钢铁产量，经济实力大增。同时，孟党人在被驱逐以后，经英美两国撮合，与临时政府达成和解，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其中，内阁成员按3：4的比例在社革人和孟党人之间分配，联合政府逐步取得非布党左派人士的支持。最后，乘着苏俄与西伯利亚政府大战时期，联合政府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整编、训练了50万新军，也有了和另外两个政府掰手腕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托洛茨基在主持下苏俄红军完成整编，并组建了“契卡”以制止红军临阵叛逃的现象，截至1918年红军数量已经由20万增长到180万，成为三个政府中最强的一方。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俄国境内的三个政权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之后也将内战推向高潮。

6.4. 帝俄崩溃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除了讨论对德国、奥匈、奥斯曼等同盟国的处理外，最大的议题莫过于俄国。英法美支持的临时政府和皇顺支持的帝俄政府同时出现在和会上，考虑到被拒绝参与的苏俄政府，巴黎和会上差点出现三个俄国政府同台的奇迹。英法美中四大国就俄国问题争执激烈。英法美一方坚持认为临时政府是接替帝俄的合法政权，帝俄政府早已民心尽失，而苏俄则否认了立宪会议的结果，开启独裁统治，都不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希望皇顺认清现实，按《芝加哥和约》的约定，撤军至东西伯利亚，不再干涉俄国内政。皇顺则认为，俄国立宪会议失败，说明并未产生新的合法政权治理俄国，帝俄政府依然对俄国有着治理权，临时政府应该接受帝俄的统治，与帝俄一同剿灭乱匪，再召开立宪会议，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俄国。争执双方都不肯在俄国问题上让步，英法美三国决定直接由参会各方投票表决俄国问题，皇顺代表团则直接选择拒绝签署《巴黎和约》、提前离开和会以示抗议。面对皇顺的选择，英、法、美、意、德等国表示保留一切手段以制裁皇顺强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巴黎和会不欢而散。

咸嘉十四年（1919年）2月，袁世凯天佑阁发文提醒咸嘉帝，皇顺外交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可能会严重影响对外贸易，短期内国内通胀难以抑制，有必要适度在俄国问题上让步，以确保有利的外交环境。就连一向强硬的咸嘉帝也开始动摇，担忧英法美三方一同对华开启贸易制裁，而选择派遣专使分别前往英美两国，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然而，就在次月，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阿列克谢沙皇病逝了。虽然，大家都知道阿列克谢的身子，哪天去世都不奇怪，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皇顺的打算无疑是希望阿列克谢撑到俄国大局已定，然后在其离世后拥立长公主继位，那么裕王也自然加冕为沙皇。但是，这天杀的阿列克谢偏偏俄国内战最关键的节骨眼没了，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拥立尼古拉二世复位，要么拥立长公主。拥立尼古拉二世复位，一则他本身就是被民众推翻的“暴君”，再复位合法性不强；更重要的是，要是他再生出一个儿子，这可怎么办，皇顺投入这么多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拥立长公主倒是可以一步到位，但是人家俄国认不认你这个裕王就不好说了，毕竟许诺好的复国还没完成，你皇顺这是要提前收账了吗？

就这样拖拖拉拉两个月，直到5月份皇顺与帝俄政府依然没有对沙皇继任者做出决定，然而这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传来噩耗，高尔察克政变失败，已经逃亡东欧前线。高尔察克本来就很反感皇顺深度介入俄国内政，但是又依赖于皇顺对帝俄政府的援助，在阿列克谢沙皇在世时，还能和邓尼金勉强合作。现在，阿列克谢沙皇离世，高尔察克又听闻皇顺准备支持奥尔加皇女上位，等于俄国将迎来第一位黄种人沙皇。对此，高尔察克万般不能接受，于是联合其他帝俄政府中反华人士，准备推翻邓尼金政权，建立临时全俄罗斯政府。不过，很明显高尔察克的准备过于仓促，政变失败了。但是，在其他俄国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高尔察克连夜来到下诺夫哥罗德前线，散播消息西伯利亚政府已经拥立了奥尔加皇女继位，准备加冕皇顺裕王李进珈为沙皇，军心哗然。高尔察克乘机联合军中民族主义者带领相当一部分帝俄军离开下诺夫哥罗德，前往乌克兰投靠临时政府，期间还和西伯利亚政府支持者和华军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眼见帝俄军出现内讧，红军也抓住机会，向下诺夫哥罗德发起猛攻。6月，下诺夫哥罗德失守，7月喀山也跟着易主，帝俄军再度被赶回了乌拉尔山以东。

在高尔察克引爆一场巨变后，天佑阁再度建议咸嘉帝必须从俄国撤军，同时拥立尼古拉二世复位，安抚俄国民心，以避免承受更大损失。同时，资政会在5至7月间，对天佑阁连续发起3次弹劾案，要求袁世凯天佑阁下台。就连邓尼金政府也致电顺廷表示，就目前的局势而言，西伯利亚政府不能接受奥尔加皇女继位所带来的影响，希望顺廷协助尼古拉二世复位。各种坏消息如雪片一样落到咸嘉帝的头上，年仅27岁的咸嘉帝在蓬莱宫中踌躇几日，最终做出艰难的决定，护送尼古拉二世前往克拉斯诺继位，但是华军不能撤出俄国，不然最后皇顺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9月，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英法美三国发布联合公告，临时政府乃是俄国唯一合法政府，苏俄及西伯利亚政权皆无合法性，三国为维护世界正义，决定出兵援助临时政府，并对苏俄、西伯利亚政府开启全方位的经济制裁，凡对此二政权提供经济、军事支援的国家，也一并在英法美三国的经济制裁行列。其后，德国、俄国、意大利临时政府亦发布类似公告，皇顺几乎面临全世界的经济封锁。

9月底，见风使舵的袁世凯明白大事不妙，在吃到第四次弹劾案之前提前引咎辞职，直接蹦撤卖溜了。10月，愤怒的资政会议员们发起议案要求皇顺政府立马停止对俄国内战干涉，同时要求咸嘉帝下“罪己诏”：承认在对俄战略上的失误。另外，国际上顺元汇率大跌，进一步恶化了皇顺国内失控的通胀。民众对政府的忍耐达到极限，在同盟会的煽动下，全国二十五座大中城市都陆续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工人更是选择无限期罢工，除非政府停止对俄战争。11月，咸嘉帝被迫选择退让，将华军撤往勒拿河以东，不再直接参与俄国内战，以平息民众的怒火。然而，西伯利亚政府却走向了穷途末路，失去了华军的支持，又加上前不久的内讧，帝俄军再也无力阻挡，一败再败。咸嘉十五年（1920年）3月，沙皇夫妇与邓尼金在伊尔库茨克被擒，随后被红军秘密除以死刑，帝俄政府剩余支持者流落到皇顺组成流亡政府。

6.5. 结局

咸嘉十五年（1920年）后，帝俄派被彻底清出了俄国的牌局，但是临时政府却在英法美三方的支持下做大，成为苏俄政府的心腹大患。特别是高尔察克加入临时政府后，标志着俄国保守势力和非布党左翼实现大和解，准备共同对付苏俄，建立联合政府，攻守之势易也。1922年10月，历经5年的斗争，布党最终支撑不住，圣彼得堡沦陷，联合政府最终取得俄国混战的成功。但是，苏俄的诞生与消亡，却极大鼓舞和启迪了全球的进步力量，也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第二共和主席毛泽东所言，“华夏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正是站在苏俄的肩膀上的！”

7.庚申革命

第二共和主席毛泽东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将以英法美为代表的、完全实现近现代化的国家称为“第一世界”，将以中德俄为代表的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的工业国称为“第二世界”，而其他仍未实现工业化的封建国家和殖民地则是“第三世界”。其中，毛评论道，“第二世界既未完成现代化，又不能再回到过去，是三个世界中最不稳定与最脆弱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二世界也是最容易成功的”，“庚申革命”的成功则是毛泽东思想最佳的证明。

7.1.背景

7.1.1. 四分五裂的房子

洋务运动和熙元维新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宁元时代整个皇顺则在近代化的大道上突飞猛进。在不胜枚举的工厂拔地而起、难以计数的农民涌入城镇的同时，顺帝国乃至整个朝贡体系的农村也历经了为期半个世纪的破产潮。大量资本在进入工业市场的同时，也在打破维持了两千年的自然经济。有着近代金融体系加持的各类资本，在顺帝国境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土地兼并狂潮。各方资本为实现原材料供给的稳定，纷纷向上扩张，大肆收购农田以建立大农场，实施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失地农民或沦为农场工人，或被迫前往城市求生。其中也包括帝国最重要的基本盘—世兵阶层。宪宗的军改彻底取消了府营兵制，虽然也通过授田和平实现“军转民”，军田也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中，被时代所逐渐淘汰。帝国也失去了最重要的稳定器。

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皇顺的臣民们依然过着前现代的农业生活。特别是陕西、甘肃、漠南、西域等西北诸省，由于受到同济会和捻军的影响较小，传统社会结构得到较好的保留。就算在宪宗军改之后，授田军户也只是户口上属籍一栏改一个字而已。另外，在一战中皇顺也在中亚获得了大量土地，乌拉尔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额尔齐斯河的大量耕地被作为奖励，用以赐予华军军官、退伍士兵。这些西北军户则成为传统体制，乃至李顺皇室最大的拥趸。面对这种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并存，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共治的局面，第一共和总统孙中山巧用林肯著名的演讲《裂开的房子》形容道，“顺帝国就是一栋四分五裂的房子，通过一个共主勉力粘合，一旦皇帝不能调和各方矛盾，皇顺这座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7.1.2. 同盟会的活动

咸嘉三年（1908年）底，孙中山联合海外各革命派系，组建了反顺大同盟—“同盟会”。其后，作为会长的孙中山一方面在完善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则是在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目标。首先，孙中山一改以往各派系松散的组织形式，建立了“委员会制度”和“代表大会制度”。同盟会常设委员会负责组织日常事务，每五年通过选举产生。同时，每年底各地同盟会支部须选派代表前往总部召开代表大会，审议当届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并有权罢免委员会委员。同时，在亚太各大城市建立支部，各支部分管一个区域内同盟会事务。另外，各支部亦应选举产生委员会，并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咸嘉八年（1913年），同盟会召开二届一次大会，产生了第一任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孙中山继续任会长，标志着同盟会组织建设的成功。

其次，早在熙元三年（1908年）召开联合大会时，孙便提出同盟会发展的两个“十年目标”。其中，在第一个十年内，同盟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发展会员，在朝贡体系内各大城市建立支部，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以扩大组织影响力。在第二个十年内，则应该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共和中国”。由此，同盟会积极吸纳各种反顺力量，并通过孙的“三民主义（民本、民主、民有）”对其进行改造，截至“庚申革命”前夕，同盟会成员已超120万，遍布政、军、商、文化各界。除了提出三民主义外，孙还积极完善同盟会理论体系，吸纳、改造部分左派思想，又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思想。同时，孙指出有三座大山压在华人（本位面华人的内涵远高于现实：朝鲜人、琉球人、兰芳人、戴燕人、安南人、广南人与西日本人，甚至泰国人都认同自己是华人）头上有三座大山—“专制帝王、地主官僚、官僚资本”，明确了同盟会的革命目标就是要打倒这三座大山，凡是反对这三方势力的组织和个人，都是同盟会可以团结的对象。

随着一战爆发，皇顺内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在英帕尔和叶卡捷琳堡前线吃瘪后，委员会判断形势正朝向有利革命的局面发展，于是果断发起了“广州起义”。虽然前期准备不足导致起义最终失败，在过程中也成功刺杀广州按察使，这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大的革命成果，极大地鼓舞了人心。熙元十三年（1918年），同盟会三届一次大会上，大会正式通过会长孙中山的提议，将同盟会工作目标改为“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共和政权”，同时孙高度赞扬了湖广代表毛泽东关于“组建农会，发动无地、少地农民以支持革命”的想法，委任毛为专员开展土地工作。此后，同盟会在皇顺多次发动刺杀、工会和农会示威活动，并且相继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极大动摇了皇顺的统治。并且，多位军政要员也加入同盟会，为之后“庚申革命”的成功打下基础。

7.1.3. 恶性通胀

自咸嘉九年（1914年）皇顺加入一战以来，为应对疯涨的军费需求，皇顺不断扩大国债规模。咸嘉五年（1910年），国债收入仅构成皇顺财政收入的15%，至咸嘉十三年（1918年）国债收入占皇顺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0%，同时国债总规模已经达到财政收入的340%。除此之外，为偿付巨额债务，皇顺政府亦不得不选择超发货币，征收“铸币税”来应对支付需求。至咸嘉十四年（1919年），顺元含金量已经由一钱降低到四分，贬值60%。更严重的是，皇顺的工业规模及生产规模远不及英美两国，为维持巨大的海陆军规模，大量民用生产设备转做军用，民生类工业制品产量持续下滑，最终引发了皇顺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从咸嘉九年至咸嘉十四年期间，二十四省内米面价格暴涨300%以上、棉布价格则增长250%以上，煤炭则是增长400%以上。

咸嘉十四年（1919年），英法美德四国同时宣布贸易制裁皇顺，以惩罚其“干涉”俄国内战的行为。彻底引爆皇顺国内金融恐慌，皇顺国债及顺元汇率暴跌，贴现率急速拉升。金融市场的危机则蔓延到实体经济中，加之为抑制通胀的币制改革失败，皇顺政府对物价彻底失去控制，截至“庚申革命”前二十四省平均物价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暴涨10倍，在日后与魏玛政权并列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典型。物价暴涨则严重影响皇顺臣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甚至导致大量民营工厂停摆，市民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对皇顺政府失望，转而支持同盟会。

7.1.4. 币制改革失败

咸嘉十四年（1919年）9月，袁世凯再三推辞总理职位，咸嘉帝无奈只得准允。其后，在曼谷打得英法联军胆颤的段祺瑞被任命为天佑阁总理，10月段完成组阁。新一届天佑阁的首要目标就是应对崩毁的币制与疯涨的物价。11月，天佑阁推出一系列币制改革方案，简而言之则是以澳洲的金矿开采权为抵押，在国际市场上贷款，再以美元和英镑兑付足量黄金，支持政府发行新币。其后，天佑阁派遣曹锟为专使，率先在松江府推行币制改革。然而，依附于勋贵集团的官僚资本却借机炒作黄金等贵金属价格，曹锟的“打虎行动”失败，导致币制改革不仅没有解决恶性通胀，还引发了新一轮的、更激烈的物价上升和货币贬值。

咸嘉十五年（1920年）4月，由于币制改革失败，资政会以超70%的高票通过对段祺瑞内阁的弹劾案，要求天佑阁集体辞职。段明白大事不妙，也学习其师傅袁世凯，直接辞职。咸嘉帝准备再度任命同为陆军出身的张勋出任天佑阁总理，然而张勋尚未组阁便遭到了资政会的弹劾案。除了极端保守的皇道派以外的各大派系，奇迹般地联合在一起，要求组建一个非军人天佑阁。而咸嘉帝却强行压制了资政会的议案，准备强行让张勋组阁。5月4日，北京、无锡、松江、广州等地的高校学生罢课走上街头，要求皇顺政府惩处腐败、抑制物价、推动改革，其后工人也在同盟会的组织下加入运动，演变为全国性活动，史称“五四运动”。鉴于尼古拉二世的结局，咸嘉帝再度选择强硬应对，再度派出军警镇压民众，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7.1.5. 保路运动

在段祺瑞大刀阔斧，准备通过币制改革应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同时，依附于皇族、勋贵的官僚资本早就下场炒高金银价格，甚至国际资本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咸嘉十五年（1920年）3月，段天佑阁几乎打光了手中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然而币制改革却并未出现成效。骑虎难下的段祺瑞不得不再度联络国际资本，准备以“川汉、京沪、沪广”三条铁路的经营权做抵押，融取英镑和美元以购入黄金。然而，早在一战开始之初，皇顺政府便以“西南、华北、华南”三家铁路公司的名义，发行了大量可转债，用以兑付军需。甚至在支付华军退伍费的时候，也采用现金、债券对半开的方式，发行了大量铁路公司可转债。

同时，曹锟雷声大雨点小的“打虎行动”最终以惩戒几个七八品的小官收尾，严重挫伤了市场信心。以政府信用背书的国债、铁路债价格暴跌，贴现率急升。大量持有铁路可转债的投资者选择债转股，成为铁路公司股东。然而，皇顺政府却准备将“川汉、京沪、沪广”三条铁路的经营权抵押，选择提前赎回债券，拒绝债转股。此时的顺元纸钞已经形同废纸，皇顺政府该举动彻底背叛了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铁路债投资者在北京、天津、松江、广州各地组建保路会，不承认抵押铁路的行为。在“五四运动”中，保路会也成为主力之一。“五四运动”被镇压后，皇顺朝廷自以为反贼已除、局面稳定，再度开启抵押铁路贷款事宜，以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8月，川汉保路会直接组织人手阻断铁路通行，宣称除非朝廷廷答应取消国际贷款事宜，否则绝不退让。四川节度使赵丰直接宣称保路会乃革命乱党，派出军警、暴力镇压保路会，造成流血事件。此事后，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对皇顺朝廷廷彻底失望，光四川一省便有2万余人以保路的名义加入同盟会活动，发起革命的条件已然成熟。

7.2. 过程

咸嘉十五年（1920年）6月，咸嘉帝便以整肃乱党的名义无限期关停了咨政会，在“川汉铁路事件”后，依然没有复会的消息，导致国内宪政派倒向同盟会。9月，黄兴等人亦来到松江，联络军中会员，开始筹划起义事宜。10月9日，革命消息败露，朝廷开始收缴军队武器，准备排查同盟会员。地下会员、军长吴兆麟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事。10月10日凌晨，吴下令下发武器，带领军队挺进松江府，包围了各机关要地。当日下午，黄兴、宋教仁和吴兆麟会首府衙，宣告松江起义成功，发布《中华共和国安民布告》。10月12日，东京应天府（南京市）附近驻军响应革命行动，在同盟会军官徐绍桢的带领下发起起义。10月14日，革命军一举攻克东京。10月20日，同盟会会长孙中山来到东京，次日在其主持下，咨政会复会，审议通过了《组建中华共和国的决议》，发布《告二十四省及各藩豪杰书》，号召各地革命人士共襄共和大业。至12月，成都、重庆、武昌、南昌等长江沿岸城市皆发生起义，在革命军人和工人的活动下，长江各省纷纷重开咨政会，宣布加入中华共和国。

面临燃烧整个南方的革命烈火，咸嘉帝只得督促张勋内阁立刻派兵镇压。

12月3日，北洋舰队济远号巡洋舰驶入天津港，准备赶在封冻期前入港补给，船上装载着一千多名东北驻军，准备前往南方镇压革命党。然而，早在一天前，在卧底的同盟会员领导下，军人便已经暴动控制了军舰。在驶入天津港的同时，济远号一声炮响，打向了天津的岸防工事，城中革命党接到暗号，也相继发起起义。此时，咸嘉帝依然留在蓬莱宫散心，并未如往常一般在秋末便返回紫禁城。革命党在起义之初，便控制了火车站，城内革命党和保皇党打成一片，咸嘉帝只得躲在蓬莱宫暂避。然而，对朝廷失望的市民，却在同盟会的组织下走上街头，包围了蓬莱宫，要求咸嘉帝退位。

12月5日，咸嘉帝看到城中升起了象征共和政府的铁血二十四星旗，自知大势已去，一向刚烈的咸嘉帝不愿经受尼古拉二世那般的屈辱，选择放火自焚。待众人扑灭大火后，仅发现咸嘉帝及其家眷的尸骸。有趣的是，寓居蓬莱宫的皇俄二公主和三公主也选择自焚而亡，仅有小公主下落不明。这吊诡的场面为后世众多狗血影视剧提供了素材，诸如《白色宫殿》、《火焰相簿》等描写咸嘉帝和俄国皇女们的三角恋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与描写太祖与邢氏的《永昌秘史》、描写仁宗与年氏的《世兰传》等作品合称为“顺宫戏”。12月20日，北京亦爆发起义，为同盟会所控制。

12月25日，北京城内甫定，孙中山便携同盟会高层前往，在城中筹办全国咨政会。

7.3. 结局

1921年1月1日，全国咨政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正式组建中华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China），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并审议通过了《中华联邦共和国临时宪法》。同时，大会决定北京为共和国首都，铁血星旗（最初为24星，后来随着朝鲜、安南等共和国加入，变为30星）为国旗；共和国采用共和纪年，以公元1921年为共和元年。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共和元年至共和三年（1923年），革命军和保皇党依然激战于华北、西北和东北各地。就在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的同时，在冯国璋的拥戴下，咸嘉帝三弟、裕王李进珈在西京长安府登基，改年号为“昭烈”。然而，后世学者对“昭烈政权”并不认可。共和二年（1922年）夏，革命军和华军决战于潼关，帝国军战败，总指挥张怀芝战死沙场。其后一年间，各地残存的保皇派势力被清剿完毕，华夏再度归于统一。共和五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被追认为“国父”，副总统廖仲恺代行总统事务，并于次年的选举中当选第二任总统。

（十五）后记

1926年，廖仲恺当选总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审议通过，颁布执行

1928年，同盟会左右派矛盾激化，爆发“茶馆事件”，暴走的右派分子打死打伤大量同盟会左派人员

1929年，有史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爆发，同盟会内部矛盾无可调和，胡汉民带领右派分子单独组建国民党

1930年，原会内中立派汪精卫选择退出同盟会，加入国民党，廖仲恺被迫选择宣布同盟会解散，原会中左派组成社会党、社民党和共产党等组织

1931年，汪精卫和蒋介石组合在国民党内部选举中获胜，最终当选联邦总统和总理

1936年，蒋介石在“府院之争”中最终获胜，当选总统

1939年，法西斯俄国闪击蒙古，运用大纵深战术彻底打蒙蒋介石，一年内蒋介石便丢掉华北、东北，一路战略转进到应天府（南京），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在华北建立抗俄根据地

1941年，华军在“徐州会战”中大胜俄军，成功打断了俄军攻势，双方进入战略僵持期

1943年，华军展开反攻，至1945年4月，华军率先攻占莫斯科

1945年8月，美军在基尔、汉堡丢下两颗原子弹，纳粹德国投降，二战结束

1946年，“重庆会谈”因解放军归属问题而破裂，蒋介石率先进攻中国共产党根据地

1947年，“京津起义”，共产党逐步掌握了环渤海工业区，开始由守转攻

1948~1949年，中原、淮海、长江三大战役展开，共产党成功歼灭联邦军主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华夏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athay）正式成立

1950年，联邦军残余势力被全歼，朝鲜、安南、广南、琉球等国作为加盟国进入中国

1951年，美国干涉日本革命，毛泽东选择“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日战争爆发

1953年，日战结束，华美双方约定以木曾川—琵琶湖为停火线，日本再度分裂为东西两部分